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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而道生——生命科学学院王世强教授的教育理念

guo  2009.12.22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8,052

 摘要:王世强教授从1990年留校工作至今,曾获得过多次教学奖,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我们的采访中,王老师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并对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与技巧进行了系统地介绍。王老师认为生物学教学要注重思维能力的训练,反对死记硬背,主张把各种知识、经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力图将复杂的知识用主线一以贯之。王老师还在实验课教学、研究生培养、教材编写,以及教育改革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王老师的博士研究生郭运波也参加了访谈,并从助教的角度对教学工作谈了自己的体会。

 
一、理念与方法:把教学变成探索知识的过程
1.执教之初
记者: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的专业是生理学及生物物理学,当初考入北大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呢?
王老师: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物理的。那时候就有了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世纪的说法,我也觉得生物不错,所以就报了“生物物理”。当时北大的“生理及生物物理”是一个专业。进来以后,很快这两个专业就分开了,我被分到了生理学专业。就这样,我开始了对生命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记者:您在1990年毕业后留校工作,能不能讲讲您刚留校时候的情况?
王老师:我留校后先做的助教,那时的助教是一个职称,都是老师。这跟现在的助教不一样,现在助教都由研究生担任,是学生。一开始,我教“生理学实验”,后来又承担了“生理学”的教学任务。
“生理学实验”由几个老师一起上,从第二学期开始,就逐渐转为由我负责了。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生理学”的教学,也是跟几个老教师一起。和老教师们一起上课,向他们请教学习,对我的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经验的丰富,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教学理念:要让学生思考
记者:我觉得在理科中,生物学比较特别,好象需要背的东西比较多,知识也比较零散。您能不能谈一谈自己教学上的经验与体会?
王老师:我一直主张减少背的内容。做研究不是当医生,一个医生当然不能手里拿着一本医书,一边翻一边给别人看病,更不能说“我知道这回事,但一时想不起来,我查一查”。这样的话病人没病也给吓病了,医生的确应该背一些内容,这是职业的需求。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我认为背太多的东西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科学研究都是注重某一个领域知识的创新,真正重要的是让学生思考
最近我们在编生理学教材,是北大、复旦和南大三个大学的老师一起主编的,我负责前面的“细胞生理学”这部分,我想在里面贯彻刚才我说的理念。生命科学为什么有很多要背的内容?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在原理上没有搞清楚,没有一个深入的机制,没有一个提纲挈领的逻辑顺序,这样必然要记一些琐碎的材料。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学知识都是这样,有一部分知识还是有一些理论甚至是公式等比较成熟的东西,要在教材中把它体现出来,让学生充分领悟。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将定量的规律讲出来,而不是光靠文字叙述,要引导同学们分析问题,逐渐养成思考的习惯,通过思考把零散的知识组织起来,形成规律性的认识。
记者:您这种教学理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王老师:这有一个理论和实际互相促进的过程,也是在教学中一点一点积累、成熟起来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想,把书本上的东西背下来,真的是必要的吗?根据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我觉得思路才是最重要的。尤其现在,大量的资料都在网络上,应有尽有,很多东西重要的是把原理搞明白,琐碎的内容用的时候可以查,正确的思路可以指导你查什么、怎么查。我一直觉得大学生物学课程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太少,而背书的任务太多。我感到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开始很喜欢思考的,可是大量记忆性考试的压力使他们无暇思考,久而久之,他们习惯了接受、习惯了记忆,到做研究的阶段,许多头脑已经变得很木。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我留校时对于怎么教学进行过思考,我想当老师不是按部就班地讲课就行了,应该是我要探索的事业。我觉得要尽量让同学去思考,在形成逻辑的过程中,所用的素材会被有机地编织在脑子里。我们传统上非常重视实验教学,我们认为实验课比理论课更重要,因为理论课有欠缺可以看书弥补,但实验课对动手和动脑的训练是不能替代的。如果一个实验既不能够引发学生思考、又不能训练动手能力,这样的内容就不应该在实验课上出现,因为这和看书、看录像没有区别。
3.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记者:您的这种教学理念对考试的形式是否有影响?考试以什么类型的题目为主呢?
王老师:或许叫考试不太恰当,我们倾向于叫成绩评定,因为我采取的是多元化的评定方式,有四个部分:笔试、讨论、演讲和平日成绩。
笔试的成绩占四、五十分。关于考试题型我们专业有个传统,按照我的老师陈守良教授经常提到的赵以炳先生的理念:自己记不住的内容,不要考学生。因此出考题不能翻书要引导学生学会解决问题,而不是学死知识。赵、陈先生考试全是大题,四五道开放型的题目,比如:有个同学在未名湖滑冰,突然冰裂了,掉到冰窟窿里,谈谈这时候的生理学反应。这样的问题没有深浅,考察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的应用能力,我们现在基本上还遵守着这个传统。除此之外,我也比较喜欢出一种叫做多重判断的小题,考察学生是否概念清楚,虽然在形式上跟选择题很像,但每个选项都要独立判断。判断错误要倒扣分。如果学生不知道,硬去猜,十个选项五个猜对五个猜错,也得零分,因为要扣除随机概率猜到的那些分。这样的题目也可以考查出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
讨论一共占二十分。每过几节课进行一次课堂讨论,分七八个组,每个助教负责一个小组,同学们对不明白或有思考的生理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之后先互相给一个成绩,助教也给个成绩,结果按一定的权重平均。
演讲占十几分。主要是请同学根据某个专题去找一些资料,给大家报告这方面的背景、问题和研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有的同学很认真,查阅各种资料,PPT做的非常精美。有的报告非常精彩,甚至比多数老师讲得好,讨论也很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同学、师生之间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个人的知识也多元、立体了。演讲也请同学们互相打分,助教也对他们进行成绩评定。
此外平时的小作业、测验和考勤也占一小部分。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避免学生死记硬背,所有环节都积极参与,才能有比较好的成绩。
4.课堂设计与规划
记者:您的课堂上有100多人,一周3学时。您采取讨论、演讲的授课方式,时间的问题怎么解决?
王老师:我觉得时间上没有问题,把重点讲清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老师讲多少跟学生学多少,是不成比例的。我现在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讨论和演讲,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讲课,效果很好。我还想继续增加同学自己发挥的时间。
记者:王老师在课堂讲授方面有哪些特点?这个问题我想请郭运波同学先谈一下。
郭运波:王老师的PPT别具有特色。一百分钟的课王老师的PPT一般不超过十张。一张PPT上的信息量可能涉及了半本书,以关系图为主,归纳知识框架,然后一层一层的剥出来一点一点讲,有时一张PPT能讲一节课。另外王老师讲课比较活泼,肢体语言比较丰富。
记者:您的讲课有讲稿吗?
王老师:没有讲稿,主要是按照PPT中准备的思路,发挥较多。其实书和课都是知识的载体,只是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假定书是对知识的纵向陈述,上课就需要进行横向综合,甚至修正,比如综合各个课本中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只看书或听课得到的是知识的不同平面,我希望二者结合起来形成逻辑网格,成为立体的,让知识活起来。
基于这种考虑,我讲课的时候经常不按书上的排列顺序,而是串着讲。比如,教科书是按神经、循环、呼吸、消化等系统排列,书只能这么写,否则就乱套了。但我讲课的时候,会有意地把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比如我讲细胞兴奋活动的时候,会把神经的兴奋活动、骨骼肌的兴奋活动、心脏的兴奋活动,消化道平滑肌的兴奋活动,作为类比体系来讲。在书上它们是分散在不同的章节里的。
在教学中,我希望尽可能提炼一些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原理,给学生一条逻辑主线,希望他们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有时要讲明一个原理,往往要举不同章节的例子、甚至社会和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引申很多,表面看来内容与主题有点儿远,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主线,那就是philosophy。古语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那怎么能够以近知远,以今知古?这就是一个从已知的、具体的、局部的东西上升为philosophy,然后再去推断未知的过程。学生在将来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肯定是书上没有的。我希望他们经过学习,能形成有高度、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并可以去演绎新观点。
5.让实验教学成为真正的科研训练
记者:前面您说你的教学是从“生理学实验”这门课开始的,能谈谈您实验课教学的体会吗?
王老师:当时我对实验课的理解是:不是在实验室做规定的实验,而是学习“实验”这种科学研究方法。所以,实验课之前我一般会讲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包括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写作、实验规范等。做实验中,重点对动手能力和用实验手段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在做完实验以后,我们又针对实验现象增加了讨论课,让学生分组讨论,我做一些引导或总结,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记者:您对学生的实验报告有什么要求吗?
王老师:我认为实验报告实际上是论文的缩影。我们这门课写的实验报告不是“实验目的”1、2、3,“实验方法”1、2、3,等等,而是要求论述成文,首先是引言,在叙述方法和结果之后,重点是讨论。我希望引导学生去发现实验中很多有规律、要探寻的东西。我们对实验报告有个要求,凡是实验书上有的东西不要抄。实验报告不是练打字,而应该着重介绍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选择或设计,并把实验过程中与书上不一样的方法或现象如实描述下来。实验报告的讨论,应当是根据观察的事实,根据现在已有的一些理论和别人的研究工作,经过合理的科学推理,得出某种结论。如果事实充足你可以得到肯定的结论,事实不充足可以得出推测性的结论,甚至还要提出进一步的假设。这样,每一篇的实验报告都基本上算一个科研论文的雏形。
记者:一般来讲,实验设备以及实验步骤都是固定的,您觉得应该怎样在实验目的、方法以及结果上超越固有的设计而让学生得到科研上的训练呢?
王老师:中文系陈平原老师有句话说得非常好,“给天才留空间,给中才定规则”,我非常赞同。我会给学生实验选择的自由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比如说学生可以自己查阅文献设计实验、甚至把实验做成一小篇科学论文。学生越是主动地去塑造自己,就越能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对有能力又特别想做科研的学生起到了鼓励的作用,促使他们朝这方面发展;对那些本来就无动于衷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按照常规,把这实验完成了就可以。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同学都去走科学探索的路,但这并不是说其他人就不培养了,每个学生都得到了应有的训练。前一类学生在讨论和演讲中可以带动大家去思考,所有学生都能在其中受到启发。
记者:请郭运波同学谈谈带实验课的体会。
郭运波:我们强调实验的探索性,这对学生、对助教的要求都高了。探索就意味着要失败,但并不是失败了就不行,反而可能是因为勇于探索,所以在评定成绩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
在实验之前,我会介绍当时科学界已经知道哪些问题,不知道哪些问题,通过这个实验可以回答哪些问题。如果学生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去做实验,就知道在实验中哪个时候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这可能就是影响实验结论的那个最重要的地方。然后,一些琐碎的实验细节就可以忽略掉。另一方面,同学在做实验的时候会站在古人的立场去思考,这样才能满足探索性实验的要求。
记者: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我们知道明确的结论时,总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忽略那些跟结论相反的东西。如果学生实验的结论是已知的,那么如何实现真正的探索?
郭运波:有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在做实验时很难避免偏见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对学生的训练。如果我在教材里面不给学生提供特别详细的指导,只告诉他当时的背景以及实验必须的技能和材料,即使他知道了目的是什么,他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把这个实验正常的进行下去,以得到我预期应该看到的结果?怎么在操作的时候来满足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个过程能促使他真正理解有关的知识。
王老师:另外值得庆幸的是,生理学不会总是产生预期的结果,而是更多地产生意外结果,这样就给学生一个思考的出发点。
二、关于教材编写:写厚易,写薄难
记者:王老师您前面提到正在编写教材,有自己的设想。另外您1990年底就编了实验教材,能不能讲一下教材编写方面的经验?
王老师:我以前编过三本实验教材,由于只是内部使用,所以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的。指导思想是,第一要让同学知道实验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而不是在实验室里的一套操作程序;第二就是重点的实验要有一定的技能培训的考量,不同的实验用类似的技能,一个实验有时训练不同技能,强调手脑并用,这样才能在实践中使能力升华。
对现在正在编的生理学教材,目前有些设想,同行也是比较认同的。
一个是教材不要厚。现在有些教材越写越厚,是因为既要有前沿的东西,也要包括以前的知识,这样罗列起来就不能不厚了。生理学教材可以变薄,不是降低了要求,而是提高了要求。这就要求教材编写尽可能精简、准确,用逻辑的文字或公式描述复杂的知识,这可以说是个探索吧。我觉得这样教材内容才会更有体系。此外还要发挥学生内因的主导作用,引导兴趣,减少记忆负担,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
另一个想法就是教材应该体现philosophy。教材描述的不是琐碎的东西,而应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脉络,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生理学知识。教材和参考书的区别就在于,参考书可以面面俱到,查什么有什么,但教材是引导教学的辅助工具,要体现教学的理念和思路。
三、科研工作与研究生培养
1.助教工作探讨
记者:前面您提到现在都是研究生做助教,您觉得这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呢?
王老师:我不认为研究生只做实验、做论文,其实也要学各种跟科研有关的本事,包括教学。研究生多参与非实验性、非科研的工作,对他们搞科研也是有所促进的。可以请郭运波同学讲一讲做助教的体会。
郭运波:好的。我们生物学的博士,将来很多人要做老师,但上学期间没有时间专门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所以,读研究生时当助教是难得的经验,只有与学生交流才知道学生怎么想,只有站在讲台上才知道怎么引导学生。我觉得这是做助教的最大价值和意义。
记者:除了教学技能的训练之外,做助教是不是也能加深了对已有知识的理解?
郭运波:对,教学相长嘛,有很多问题自己觉得想明白了,但学生往往会从比较新颖的角度提出匪夷所思的想法,让人眼前一亮,从而引发自己全新的思考。思路开阔了,进步就很大。
2.创造人才成长的环境
记者:王老师您能不能再讲一下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经验,如何训练他们的科研能力?
王老师:经验谈不太上,教训有不少。我觉得一个研究生需要有两种素质,一是主观能动性,另一个是会思考。主观能动性就是他会特别用心地、有目的地去做事情。我不愿意用“勤奋”这个词,因为勤奋不勤奋往往是别人的看法,实际上,非常善于思考本身就是主观勤奋的。所谓善于思考,就是按照比较严密的逻辑去思考问题,活跃、发散,又不漫无边际。也就是说,我主要是看他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并付诸实施。思考的能力与其说是培养还不如说是引导。所谓“培养”,似乎是按照某个程序下来就会成才,其实不然,有些人经过引导逐渐地会思考问题,有些人却只能改善,达不到某种要求。
主观能动性和思考问题比较突出的同学,只需要大方向上的指导,就可以做好,这就是“给天才留空间”。而对于大多数同学,需要给出相对具体的指导,经历规范的科研过程训练,成为不错的毕业生。这里的“相对具体”,其实还是不要太细,因为管多了学生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当你说有个问题可以做的候,他会等着听该怎么做,听完怎么做之后,又等着听用什么方法做,永远在等待,不利于思考能力的引导。我只给学生指出一定的范围,不怕他们碰壁,有时候学生犯错误的地方恰恰最有收获。
另外,研究生教育是英才教育,不是把所有人培养成英才,而要造就一个环境让英才脱颖而出。我的责任是给实验室创造资金、设备和交流的条件,至于实验室的事情,我更倾向于让他们自己管。现在我们经常开两种group meeting,一种是我参加的,一种是我不参加的。后者由他们自己主持,现在已经形成比较好的讨论气氛,因为没有我在场,他们放开了,不需要顾及太多。高年级低年级同学在一起,前者自然会对后者的一些说法有所引导或纠正,低年级同学的问题如果比较天真,对高年级同学的思维定式也常有所启发。我把这种同学间互动的学习方式成为“从环境中学习”。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一部分,又从环境中汲取营养。将来独立从事工作,从环境中学习的能力就是最重要的。
3.科研领域简介:什么是细胞钙信号
记者:下面想请教一些关于科研方面的问题,您能不能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做一个通俗的介绍,比如细胞钙信号是怎么回事?
王老师:我们研究的是心脏。心肌细胞的收缩就是一些蛋白质纤维在互相滑动,纤维上有很多条“腿”,是蛋白单体,一排一排的,像虫子一样可以走路。那么这些“腿”如何协同运动呢?就需要借助钙离子信号进行控制。打个比方,水面上有一些突出的石头,人就可以一步步走过去。钙离子的作用就是让这些垫脚石浮出水面,让那些蛋白“腿”在上面行走。钙离子是所有生物运动的基本控制机制,比如说心脏犯心衰病的时候,心肌收缩无力,是钙离子信号减弱了;人激动的时候心怦怦直跳,是钙离子信号增强了。
不光肌肉,生命的许多活动,比如说神经纤维的生长,神经信号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也是钙离子控制的。
我们实验室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同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实验能够观察和研究蛋白质控制钙离子的开关过程,并进行定量的研究。
记者:那我们通常说的人体缺钙,会对肌肉、神经间的钙离子信号产生影响吗?
王老师:平时的缺钙指的是骨骼,这是代谢问题,我刚才说的钙信号和骨骼里的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骨骼里的钙是论公斤的,真正的起信号作用的钙大概只有几十毫克,浓度极低。只有微量的东西才能容易充当信号,因为少量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幅度的影响,可以节省生命活动中的能量消耗,否则细胞要花很多能量把这些钙离子运来运去。
记者:也就是我们平时的缺钙不会对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产生影响。
王老师:轻度缺钙应该没有明显影响。
记者:您曾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是说在心衰之前,蛋白质分子间的耦联效率就已经下降了,钙信号有个稳定余量的概念,弱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器质性病变。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王老师:我作这方面的学术报告,如果用中文作,我都会加一段古文,就是“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扁鹊认为齐桓公有病的时候,说的是量变阶段,齐桓公自己感觉不到,但当质变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了。心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一开始分子层面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变化,但身体中有很多代偿机制,仍能维持正常的功能。变化一旦突破某个阈值,心脏很快就会垮下来。
记者: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钙信号的减弱呢?
王老师:这个还不清楚,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科研合作:科研需要综合素质
记者:现在学科之间的交叉协作越来越明显,生物学跟医学、物理、化学的关系都很紧密,那王老师能不能谈一下学科间的横向协作方面的经验?
王老师:我们最近的研究课题合作范围还是很广的,跟物理系、力学系、医学部、北医三院、安贞医院等单位都有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我的理念是,之所以跟别人合作,是因为你自己做不了这块东西,合作一定比单独做收获更大,不斤斤计较利益,才能继续合作,而不是为一时的利益失去合作的机会。我们也要求学生在合作做实验的时候也坚持这种理念。
记者:科研不仅仅是个智力问题,一些非智力因素,比如心胸性格等会直接影响一个人成就的大小。
王老师:是这样。毛泽东讲,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我觉得对学生学业的培养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些同等重要的因素,也是需要培养的,比如合作的理念、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等等。会跟别人打交道的学生会在交流中吸收众家之长,或者是个非常好的组织者,这也是我们很需要的人才,如果他本身科研能力也很强的话,那就有成为大师的潜力。现在重大的科研任务单打独奏是完不成的,也需要出色的组织者。当然,既不能扎在学问里成了书呆子,也不能只搞关系丢了本原,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结合。
记者:对,和科研人才比起来,中国顶尖的科研组织人才可能更缺乏,一些很宏大的项目真的非常需要这些组织人才。
四、问题思考:体制与改革
1.师道传承的缺失:要注意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
记者:您一开始的教学工作是先给老教授做助教,这种师道传承方式对于教学的稳定、延续和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过去北大的优良传统。现在不用老师做助教,这种传统如何延续呢?
王老师:我觉得这种教学传统在一些理科院系已经中断了,这与社会的发展状态以及学校的政策有关。目前的人才梯队多是靠“摘桃子”摘回来的。也因为现在比较重视科研,发paper的数量和刊物级别成为科研好坏的评判标准。这样,回到北大的人基本上都是科研做得好的,学校对他们在教学上的能力没有足够地关心、也缺少行之有效的培养机制。这样全扙归国人才责任心强、对教学有兴趣,可能过几年也能摸索出来一套好的方式方法。这个体制导致了教师完全靠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探索进行教学,老先生好的经验缺少传承、更不能推广。
还有一点,海外引进的科研人才多是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然后到国外接受研究生教育。个别情况有把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做法和理念移植到国内本科生教育上,不重视扎实的基础,而是强调前沿,这恰恰对“基础好”这一北大传统有所侵蚀。
我觉得,我们更应当注重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国外一流大学、二流大学都是生产人才的,我们“摘桃子”只是在使用人才。一流大学不仅要培养一流的本科生、研究生,也要培养和输出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因此也要注重教学科研梯队的建设和培养。什么时候北大可以向国外、向兄弟院校以及向自己输出高水平人才的时候,才能说我们真的接近世界一流、二流大学的水平了。
记者:对,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对于一个大学来说,培养人才应该是真正的潜力所在。把重点完全放在人才引进上,代价很高,副作用也很明显。
2.教育改革:考试是突破口
记者:您在美国呆过四五年,你觉得在大学教育方面,中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您认为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王老师:我在美国是做博士后,主要是在研究所做研究,对那边的课堂教学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我也经常跟在国外求学的学生交流。中国近些年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基本上还是以“一考定乾坤”的应试教育为主。国外大学录取一个学生,要看平时成绩,更要考察面试,看看举止,听听言谈,比较注重人性的交流,然后根据综合评价决定是否录取。国外学生和学校有多元化的双向选择,而中国的学生对学校是一对一的选择。我们不说应试教育是否公平,但客观上会造成大家对分数非常重视而忽略了学习的根本目的。
如果不改变考试方式,谈教学改革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不会在本质上改变什么事情。但在中国社会状况下,有没有办法改革高考呢?我认为至少目前没有,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很健全的法律保障社会公平,钱和权的交易还很多,所以需要用高考划一条线。但是,大学阶段及以后的教学改革是可以做的,因为大学以后的教育不明显涉及这样的社会公平问题,如果一个研究生在面试时发现不适合做研究,尽管成绩高,也可以不录取,大家都会理解。像我的生理学授课模式的改变、考核的多元化,都是比较自由的尝试。因此在大学以后彻底改掉应试教育理念是完全可以做的。
记者:现在的大学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我觉得大体上还是没有脱离“分数”这个框架,本科也好,研究生的入学也好,都是这样。
王老师:我们每个老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出的调整还是会有很好的效果。我的评定不是学生答多少题我就给多少分,而是很多因素影响着成绩。任课老师如何评定学生的成绩,学生对这个“指挥棒”还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会很自然地去追随老师的标准。所以老师的考核理念很重要。对于那种不愿意去追随标准的学生,他可能喜欢独立思考问题,所以也不必强求,反而应该改鼓励。
3.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为什么培养人的问题
记者:现在北大,中国的其它大学,有所谓教学与科研的矛盾问题。根据您的了解,国外大学有没有类似问题?
王老师:我们有很多变化反映了国际上的变化。七十年代以前,大部分大学是学院派,没有明显功利色彩,从教授到学校领导都有个理念:我要培养人才,学校的声誉,完全取决于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在大学里的自由探索也是非功利的。现在欧洲的一些学校,还是保持了这样的风格。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长期在应对竞争,军事上和苏联竞争,经济上和日本德国竞争,整个社会都在竞争的列车上,所以社会各个层面都进入了很多功利化的东西。
中国也一样,经济发展使很多东西目标化,结果就是追求数字,而科研也被数字化。科研的目的是为了发paper,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说要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可这个科学高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树立的,“攀登”有盲目性,意味着跟别人比。美国科研是国家目标驱使的,比如美国认为他要解决健康问题,要解决新一代计算机问题,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要求对脑的认识,所以美国把九十年代规划为“脑的十年”。结果这目标一提出,全世界都在攀登美国立下的这个高峰,美国用国家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力量做它愿意做的事情。因为美国的目标不等于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发达程度使之有条件去想更高远的东西,而中国连最基本的医疗、饮食保障都没有完全解决。在这种国情下,科学家除寻找哪个高峰是可以攀的,更应该想哪个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各种利益都跟论文挂钩,只要在标准以上的杂志上发了论文,就被认定为好的科学家,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无形中,导致了一些理科教学体系的瓦解。
现在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国家的教育目标似乎模糊了。讨论教学时,如果没有主干目标理念,教学改革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改。真的重视教学,需要从根本上明确三个层次:首先,为什么培养人;第二,培养什么样的人;第三,怎样培养人。北大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火车头,是不是可以再次为天下先,明确并长期贯彻我们公立高等教育的国家目标,并按学科细化,来指导各院系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记者:好,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王老师和郭运波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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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91013日,下午23063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李桂森,王玉彬,余鹏,郭九苓,王世强
定稿时间:20091220日,经王世强老师审阅同意。
 
附:王世强老师简介

王世强,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大分室主任,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导师。兼任《中国科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编委,《Frontiers in Biology》等刊副主编,中国生理学会比较生理学委员会主任、北京生理科学会副理事长。从事心脏钙信号调控及相关疾病研究,在Nature等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
 
学习经历:
1986-1990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生理及生物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
1992-1998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97 日本国家心血管中心学习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
1999-2003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衰老所博士后、访问学者
 
工作经历:
1990-1994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助教
1994-1999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
1999-2003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2003—现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2005-现在 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获奖:
1988 北京大学“五·四”科学奖
1991、1994、1996、1997、2007 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1997 北京市教学成果(集体)二等奖
1997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优秀论文一等奖
1999、2000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青年优秀研究成果奖
2001 美国生理学会细胞与分子生理学青年奖、比较生理学Scholander奖
2001 国际心脏研究会理查德·冰奖(美国卫生部部长T.Thompson签署专函致贺)
2002 美国心脏学会Katz基础科学研究奖
2003 教育部第四届高校青年教师奖、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
200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05 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
2007 中国有突出影响的心血管论文奖(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中心评)
 

1条评论

  1. 匿名 说道:

    西方今后一百年内都难以出现像罗国正这样伟大的哲学家_龙快子的个人空间_凤凰博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47978.html

    人类必须要认识宇宙生命发展规律 – yankuaizi的個人空間http://space.qoos.com/?uid-154258-action-viewspace-itemid-19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