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反思中国的差距(作者:付美榕,转载)

guo  2010.03.26   经验与探索   4 条评论 总浏览数:4,536

 本文节选自: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启示录) 作者:付美榕,科学出版社

推介理由:
这本书着眼于20世纪美国科学界、商界、政界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以人力资本的视角探究他们的成才经历,从而为解读美国强盛之源献上一把新钥匙。童年时光、大学生活、军旅征程与事业生涯中的一段段如烟往事,或平和清雅,或炽热狂放。或辛酸坎坷,生动再现了大师们心智历练的时代画卷。本文节选“反思中国的差距”一节,文中主要分析了高等教育的困境,体制痼疾,学术行政化,精英误区等角度,详细论述了“中国的差距”,通过阅读可以更清晰地分析自身的差距,弥补不足,为我国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反思中国的差距(作者:付美榕,转载)
 
高等教育的困境
20061120,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六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对于总理的问题,六位校长无一人作出正面回答。或许,他们都有难言之隐,但这表明他们都认同总理的说法。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到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为599万人,这是一个规模何等庞大的人力资源。而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顶尖人才,是中国高等院校面临的挑战。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但如果没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再多的期望,再多的投资,也达不到相应的要求。那么,就培养顶尖人才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何在?
 
体制痼疾
回顾过去的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未与时俱进。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各个领域争相与国际接轨的今天,教育体制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等院校还是政府的一部分,这一体制弊端严重束缚高等教育的发展,阻碍顶尖人才的成长。
首先,大学自主性不足。高等教育的许多重要资源,从办学经费、校长人选、职称评定到博导名额,一直由教育部进行分配。因此,高等院校要想成功,就必须把自己精心包装,以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校长们粉墨登场,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少数几个大学。教授们为了课题分配疲于奔命,“跑部钱进”,因为评审过程所包含的腐败已成为“潜规则”。和政府的紧密关系意味着高校缺乏自治自主性。当大学听从教育部门支配的时候,政府的评价也就成为教育界追求的指标,从而失去了教育本身的目标。这个恶性循环不打破,教育改革就没有希望。只有当高等院校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价自身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高质量的大学,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
其次,教育机构缺乏平等竞争。在美国的自由竞争机制下,私立大学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中国尽管有各种类型的民办学校产生,但在招生政策、师资配备、专业设置等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因而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对此,“反智的书生”薛涌在《谁的大学》中猛烈地抨击道:由于长期以来集权体制的庇护,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性优势,因而,一直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不断投入和政策“倾斜”。中国需要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最终才能够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
最后,高校管理官僚化严重。美国的大学一般只有正副校长3人,他们对全校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大学里,校长、书记各1人,副校长、副书记多达10人;学校的常设处、部、室多达30-40多个,即便精简也是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人数没有减少。还有自上而下的团、工会系统,有各级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毫无疑问,高校的核心资源是它的学术制度与学术成果,而支撑核心资源的主体是教员,行政系统是为教学一线服务的。在美国,大学教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因为“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本身”,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拉比当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说过,“与教授相比,校长并不重要,校长只不过是率领职员给教授搬凳子、椅子的人”。然而,在中国,高等院校管理官僚化大行其道。校长们被定为部级、副部级之类的官衔与级别;行政官僚把持着许多教学与科研的决策,教师和科研人员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资深教授们只是“高级雇员”,难以充分发挥在教学科研决策方面的主体作用200811月,中国大学迎来了校长换届的高峰。应给教授搬凳子、椅子的人正在全国范围内互换座椅。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广大村民都可以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当下,大学教授们对于校长的产生,不仅没有决定权,而且连有效的建议权都没有。在官僚化体制下,高校的行政部门是领导者,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以简单的政治行政命令对教研人员的束缚仍旧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性。在行政官僚的把持下,高校教师的工作条件难以得到应有的改善。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竟没有一间科研或教学办公室,因而无法在课外更多地对学生授业解惑。此外,许多大学的图书馆的馆藏匮乏与服务质量令人心寒,教研人员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寻找资料、搜信息,从而大大影响创造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对于高校官僚化依旧的局面,20083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在博文中痛陈:
现在的部门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吏,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老师们看来还能呵护一下这些学生,其实自己在这个衙门里也属于贱民一类。官老爷保持学校的一切,学校评级别,那些最高一级的职称都是官,他们
掌握各种权力,决定学校里教师拿课题、评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你得罪其中的一个人,就得罪了一个大链条。
美国大学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即使是最偏僻的小镇,也不乏一两所不错的大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种近似繁文缛节的教育制度和条款规则,使美国高等教育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皆有章可循。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因为只要大学校长继续拿着校长当官做,绝大多数有创造性的学者在中国的大学内都将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即使中国经济再持续增长数十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很难赶得上先进国家。因此,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尊重教育规律,纠正以行政手段管理教育的倾向,从而真正提升大学的水准,造就更多优秀人才。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人才竞争场上的失败永远弥补不了其他方面的伟大成功。
 
学术行政化 中国如何培春大师级人才?
看到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一个发言:为什么我国近几十年来未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对于朱院士开出的诊断,笔者只能有限赞同。如果追问一句:教育界为何急功近利、有浮躁风气?恐怕问题就复杂了许多。
坦率地讲,中国缺少出大师的土壤和环境。当下学术界的生态环境已经到危险边缘。这主要表现在教育与科研两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逆向分布。由此导致学术生态环境的危机。想必每个在高校学习与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高校里,行政系统比教学系统具有更大的资源分配权,高校行政化日益严重。
众所周知,大师应该出自教师系统,完全不可能出自行政系统。而应该出现大师的系统,却得不到资源与环境的有力支持。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借个人的天赋与努力还有可能取得成功,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仅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建功立业,已不再可能。得不到资源与环境的有力支持,大师的萌芽,只能流产或者夭折。
看看目前我国高校的定位:副部级、地厅级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分法。这也导致高校系统成为准行政化的部门,由此发展的结果就是日益远离学术。在学术行政化的趋势下,谈何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性?再者,在经济社会中,任何人都是理性人,他本能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从事行政,比从事科研具有更大的收益性,为何不追求行政放弃学术呢?更何况,科研事业是探索未知的事业,完全有可能一生都无法取得成果。在高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教师是大多数,却是高校里的弱势群体。力量与人数多少没有关系,只与权力有关。正是这种大环境,使得中国缺乏大师生长的原始制度动力。
此外,科技资源的分配,也存在弊端。除去权力配置以外,精英们占去了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真正能够留给普通科研人员的,非常少。与此同时,一些海外高校的华人,也纷纷加入竞争之列,使得争夺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里外夹击之下,急功近利,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此环境之下,又如何指望大师的诞生?
 
精英误区
   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在于培养人才,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人才,而高水平的大学是造就精英人才的主力军。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发展得太快,招生规模膨胀了近十倍,然而,精英理念、管理水平与人文传统并没有跟进。虽然全国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还依靠助学贷款与勤工俭学来完成学业,虽然高尔夫运动对于众多中国人来说还只在电视电影得以一见,北京大学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建立高尔夫球练习场的申请,而厦门大学却要将高尔夫球列为学生选修课与必修课程,从而体现承担培育社会精英的责任。这不禁令人感叹,中国人曾经避谈“精英”,如今不避讳了,却走向了另一极端。精英培养不是一些事关精英的技能培养,譬如会打高尔夫,精英意识首先是人文精神、科学素质和社会责任,其次才是个性气质修养。
不论是老牌名校还是后起之秀,高水平的美国大学体现了洪堡所创立的三原则;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自由,以及自由教育。就教育目标来说,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是一个自由人最基本的教育,即通识教育,它注重培养具有理性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健全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是哈佛的校训,也反映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真谛。在自由教育系统中,学生通常需要学习艺术、历史、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内的课程。积累了足够广泛的学识之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专业
方向进行深入学习,从而在毕业时成为文理兼通的综合型人才。因此,美国名牌大学的本科学院统统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其合理性在于,职业教育只有在完整的本科通识教育基础上才能继续进行,否则放任美国的反智主义,只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市侩之徒。的确,优良的本科教育使得美国商学院与法学院的实用人才最终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虽然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学科、新问题层出不穷,但美国的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依然紧抱传统,正如薛涌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的如下阐释:
越是精英的大学,越务虚不务实。全美大学生,有20%以上选择商学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学历史文学的寥寥无几,凑不出个百分点来。但是耶鲁大学的学生,选历史专业的竞达l5%左右,高居第一。政治学和经济学紧随其后。接下来的热门专业则是英语。商学这个专业在本科教育中根本不存在。明摆着,这些精英将来是要统治世界的。教育给他们的是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对未来的远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怎么在那里数钱。
由于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背景不同,中国的大学教育被定位成培养某一领域或行业人才的专才教育。把大学办成职业培训场,只教给学生一些狭窄的专业知识,从而大多数学生心目中只有就业这一个可怜的目标,只知道作为谋生手段的这一种不快乐的工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文明社会更需要心智自由快乐的成员,还是只知谋生的劳动者,答案不言而喻。许多企业也已经强烈地感到,只有专业技能而欠缺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大学生不是适合其发展需要的人才。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出真正的精英人才,从而为社会增添活力并推动人类进步。
当然,精英人才不仅学业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有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对民众有着悲悯情怀,是时代的弄潮儿,是能够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英雄,处理任何事件,都能居高临下,游刃有余。美国的大学衡量精英的另一个准则是看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基层社会的生活,有多大的现实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通过做义工了解了社会,有了使命感,强化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美国的大学在行政、组织和文化上,都鼓励学生出去当志愿人员。不少学校把志愿服务包括在正式的学术课程之中,或者帮助学生在当地社区找到当志愿者的机会,通过实践看看自己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自己还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质。例如,耶鲁大学每年都鼓励学生到纽黑文最差的学校作义务辅导,并为此设奖。一位教授在解释耶鲁为什么培养了这么多总统和政治家时自豪地说:这里有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又有一个最贫困破落的城市。美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展现在学生眼前。这反映了美国大学的精英理念:精英人才需要学会如何与下层社会建立联系,如何深入基层,
如何体会百姓的生活——这是成为领袖的基础。
反观中国大学的精英教育,真正符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标准的人才并不占多数,而缺乏治学精神、合作能力、诚信品格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毕业生却大有人在。一些大学生虽然在期末考试前的宣誓活动中一本正经地签了名,但一上考场居然肆无忌惮地作弊,以便拿到学分。功利性阅读习惯也从中学延续到大学。每年临近全国四、六级英语考试,外文书库的借阅率远远高于平时,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也使电脑类图书阅读量成倍增长。许多本科生,除了教材或一些流行的畅销书之外,居然没有仔细欣赏过一部经典著作。而就学业本身来说,大学生的学术意识普遍欠缺,他们的毕业设计或学术论文大都是找工作、忙实习之余匆匆完成的,其学术质量可想而知。可叹的是,四年宝贵时光,有多少人对大学生活流连忘返?为了混一个毕业证,为了找一个报酬丰厚的工作,是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目标。令人感叹的是,任凭全国各地需要人才,但大批毕业生宁愿挤在大城市承受生活与工作的巨大压力,而不愿去西部、中部,不愿去小城市、中等城市大显身手。
美国的大学致力于把追求杰出与贴近社会大众这似乎冲突的目标融为一体,内蕴于这努力之中的,是与民主社会主流价值相契合的精英观:社会精英是能够引领国家向正道而行的中坚分子,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能力、责任、平民心态或平民情怀都是不能少的。如果毕业生大都是缺乏竞争力的平庸者,这是大学的失败;如果学生经几年大学生活浸润一个个变得优越感十足、自以为高人一等,同样是大学的失败。中国人民大学斥资数百万元为食堂安装户外观光电梯,许多大学花数百万元建造豪华校门,云南某党报和某企业联合包专机送考上北大、清华的学子赴京报到,厦门大学把开设高尔夫球课作为必修课,这些近期的新闻事件表明,许多大学渐渐失去精神与文化的引导作用,沦为一般的生产与创收经营性“工厂”,甚至在追逐物质性时尚与潮流,这样的状态连一般性的人才培养都成为问题。显然,中国的大学要培养精英人才,首先大学管理者自身要有精英意识,懂得精英的生成方式、条件、环境,从整体上把握精英对社会的价值与意义。精英首先需要“精神”,而在担当社会责任方面,它则要有“英雄”的风范,它要在创新与社会思想进步上有所作为,要引导社会向自由和谐方向发展,而不是附庸风雅,远离布满泥泞的底层生活。
 
大师难觅
20087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题为《美国研究生教育:头号博士培养学校现在来自中国》的文章,开头写道:“夏季奥运会下个月才开幕,可中国的大学已经在一项全球高校的重要竞赛中领到了金牌和银牌。”该文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因为这两所大学是美国名牌大学博士生的主要来源。或许那些被美国大学录取的中国学子对新生活心驰神往,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是太光荣的事。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加工基地和污染物堆放场所,现在居然被视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这绝不是因为中国盛产“未来的美国博士”。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名牌大学,目的是要为本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高等教育以大量人数为基数,以巨额资金和层层筛选为代价培养了一些尖子学生,他们却最终一走了之,且很可能一去不返,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悲哀之余,我们不得不仔细反思一下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与美国的差距。
美国之所以在创新与竞争力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顶尖地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型大学和基础研究能力超群绝伦。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巨大差距的根源在于应试教育扼杀了中国学生的创新意识,而研究生阶段提倡创新为时已晚。的确,在美国,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以素质教育、创造性为主,这种个性鲜明的学习也贯穿到了研究生培养中;而中国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对研究生教育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影响。虽然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在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培养方法上,尽量地改善并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教育方式,但始终没能将“创造性”贯穿到每一步。即使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培养科学探索精神这一教育目标是共同的,但实际的教育过程和结果仍有很大差别。近年来,中国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数量以每年25%以上的幅度增加,2007年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为110.5万人。无论从数据还是从现场看,中国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似乎一路风景亮丽光鲜:学子云集、学科众多、楼宇气派、设备先进。几乎任何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在可能的时间地点,都会如数家珍地列举自己的学校有多少个博士点,多少个硕士点,多少个一级学科,多少个重点学科。然而,说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恐怕高等院校的管理者们就不会那么底气十足了。即使学校的基础很好,也难以承受这种大跃进,更何况,中国的大学扩招带来的大学合并、盲目扩张等结构性问题,又加重了大学的内伤。
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注重培养创造性研究的素质,首先从新生录取就可窥一斑。美国的大学在选择研究生候选人时,不仅要看申请人的学历、学位、教授推荐意见、考试成绩和社区服务经历等“常规”条件,还非常重视通过面试、加试、笔试等方式来考察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分析表达能力、应变适应能力等素质;相比之下,中国研究生的入学是以分数定乾坤的,学生只要跨过研究生考试的门槛便几乎大功告成。令人尴尬不已的是,外语成为研究生考生的一大“难关”,专业课反而次之;在被录取的考生中靠死记硬背二外和政治科目
考出高分的“低能者”不在少数。
在课程学习方面,中国与美国大学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在美国研究生的常规课程学习中,教师讲课非常精炼且具有启发性,以激励学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美国的大学教授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学术敏锐性。他们会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是科技界近期的研究进展及时补充到课程中。在授课风格上,美国的教授会通过各种办法使学生加深对课程的理解,如鼓励跨学科课程的学习、经常性的课堂讨论、课程小论文等。通常在课堂上,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查阅的资料和思考的结果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学生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课堂内容。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学术自由带来的积极结果,就是一个学生想往哪个方向发展,都会受到教授的鼓励和帮助。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也没有锁死的框架,也没有无端的限制,这对于一个人思维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近年来的高校扩招,中国当前的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方式无法改观,课堂教学仍然沿用本科大课“教师上面讲,学生下面记”的模式,创新、思考的能力未见进步,
做笔记的功力倒有所增长。更可叹的是,研究生选课有些“混”的感觉,一些学生争先选择容易拿“高分”的课,教授为了吸引更多学生竞一味降低课程难度。在一些学校的研究生课堂教学中,一学期未见主讲教授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对学术研究中有高标准及严格的程序把关。研究生一入学便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博士生修完课程学分后,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才能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研究生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所接触的不仅仅是入学时选定的一位导师,而是一个教师集体。这样一种由个人和集体共同形成的学术环境,有益于研究生在接受教师指导及学生之间的互相切磋中博采众长。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似乎比较“省事”,很多研究生几乎处于“放羊”状态,一名导师带2030名研究生的情况并不罕见。对此,美国华
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有感而发:
就培养顶尖人才而言,师生间“一对一”的教导至关重要。我们如果考察一下科学史上优秀人才的成长经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比如20世纪上半叶为物理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大都有很好的老师,而且大都接受过“一对一”的指导。我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费米每周都要花半天时间和我单独聊天,凡是基础性的重要问题,我们都会深入讨论,这些指导使我终生受益。我后来带研究生也是“一对一”。所谓“一对一”,并非一个老师只能带一个学生,但是老师必须对学生实行面对面的教育,如果他带的学生过多,怎么能做到因材施教?
在中国的大学,一些导师忙于自己“赚外快”和“做学问”,与学生面对面地交流机会太难得了。更可悲的是,为了完成导师交代的项目,研究生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但课题和研究方向往往是为了项目本身。因此,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普遍不高,大学校园弥漫着浮躁、浅近、轻飘的学风。实际上,许多人接受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个文凭,为自己镀一层金,以便于今后的升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基本上还是严进宽出,只要考进来,差不多都能毕业。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师资方面差距更大。美国高等院校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在美国的许多大学,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学者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名师出高徒”这句中国谚语便是美国大学顶尖人才成才途径的生动写照。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3位美国科学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加州理工学院的戴维·波利策(David Politzer)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获奖依据是31年前发表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32岁的格罗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维尔切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波利策所作。毫无疑问,他们的创新成果大大得益于研究生阶段的创造性研究:导师们鼓励弟子提出超出他们知识和经验的问题,思考那些还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和事物。
人们一直在关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也许更需关注的是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老师吧!或者,用前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的话来说,三流的老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人才。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曾经是南京工学院的研究生,博士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他对中美研究生教育的差异,尤其是大师的作用有如下体会:
我觉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真是非常失败的。研究生的教育从理论上讲,是培养中国科研的主力军,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一点。用中国一流名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跟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相比,差距是不可逾越的。我不相信是中国的学生差。像清华这样的学校,能够进
去的学生,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可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敢不敢说,20年之内我的学生中有人可以拿“诺贝尔奖”?麻省理工的校长是一定敢说这个话的。所以差距还是很长远。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穷,不如人家那么有钱,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差距在师资上。中国的大师在哪里啊?没有大师你怎么培养顶尖学生?所以大学里是一定要有大师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留下的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成为界定大学价值的最好诠释。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毕竟,大学的精神底蕴和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如果缺失这样的价值与气质,大学精神只能趋于迷失,只会功利主义膨胀,最终导致大学功能的异化。与大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不断增多、学费不断攀高相比,大学里的大师却越来越少,像样的创新成果却越来越少。更糟糕的是,按现有制度选拔和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质量也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质疑。博士们照抄照搬书本知识、遇到实际问题不懂如何解决,在人才市场的受欢迎程度远不如刚毕业的本科生,“呆博士”、“傻硕士”已经成了一些高学历者的自我解嘲。
在如此浮躁和功利的学术氛围中,中国的大学何以能够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的确,中国要成为学术文化的大国,前面的路还很漫长。大学不仅需要学者们洁身自好的勇气,更需要政府的胸怀和远见;毕竟一流的大学或一流的学术,不止意味着一流的人才,也是一流制度和一流政府的体现。如果中国有10所大学跻身世界排行前100名,中国的大学拥有成千上万世界一流的教师,如果远在贵州、西藏等地的大专院校能够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安心任教,那么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就为期不远了。
 
 

4 条评论

  1. 我觉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真是非常失败的。

  2. 成功黄页网 说道:

    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能有现在的成绩就不错了。

  3. dqddsj 说道:

    在《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看到《反思中国的差距》(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导师付美榕)《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启示录》(科学出版社I S B N :9787030247292,出版时间:2009-7-1,第七章反思中国的差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说过,“与教授相比,校长并不重要,校长只不过是率领职员给教授搬凳子、椅子的人”。2008年11月,中国大学迎来了校长换届的高峰。应给教授搬凳子、椅子的人正在全国范围内互换座椅。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广大村民都可以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当下,大学教授们对于校长的产生,不仅没有决定权,而且连有效的建议权都没有。

  4. 增高药 说道:

    在《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看到《反思中国的差距》(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导师付美榕)《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启示录》(科学出版社I S B N :9787030247292,出版时间:2009-7-1,第七章反思中国的差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说过,“与教授相比,校长并不重要,校长只不过是率领职员给教授搬凳子、椅子的人”。2008年11月,中国大学迎来了校长换届的高峰。应给教授搬凳子、椅子的人正在全国范围内互换座椅。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广大村民都可以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当下,大学教授们对于校长的产生,不仅没有决定权,而且连有效的建议权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