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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教与学相长——生命科学院张博教授访谈录(二)

guo  2010.03.26   经验与探索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6,232

 

摘要:本文是对张博老师采访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内容中,张老师主要阐述了课程建设、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研究生培养和实验室管理,以及自己教学上的经验总结。张老师谈及大学老师在教学上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以及自己如何看待与应对,颇有可借鉴之处。从张老师做事的理念与细节上,能真切感受到北大传统中“踏实做事,本分做人”的大学精神。
 
一、课程设置:从专业教育到通识教育
记者:这二十年多来,北大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您能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谈一下您的感受吗?
张老师: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较明显。第一,在教学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与学科和社会的发展有关。我1985年入学,89年本科毕业,那时候分子生物学是最先进最前沿的领域,也显得比较粗浅,就像现在的系统生物学一样。第二是在教学形式上。以前用粉笔板书,一节课的内容也就自然少很多,而现在PPT在教学中已是主流。PPT丰富多彩,并且教学内容也可以扩展很多。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变化对生物学的教学是个好事,因为生物学发展迅速,各种图片、图形在教学中应用很多,再加上现在课时压缩,以往黑板上书写的方式已经很难完成现在的教学任务。第三,在整体课程设置上,这几年院里也做了一些改革,与以前有较大的变化。就遗传学这门课程而言,当年至少分了五门课来学,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群体遗传学、遗传工程学、微生物遗传学等。现在北大进行通识教育,强调宽口径的基础课,淡化专业教育,生物专业只分成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遗传学就成了生物学科的主干基础课,从五门变成一门,每周课时由十个变为三个,所以教学内容也相应压缩了很多。
记者:课时和内容压缩这么多,会不会影响学生的专业基础?
张老师:这个变化的利弊不太好说,我个人觉得这种合并课程、压缩课时的调整是适应现代学科与社会发展的。目前的就业特点,以我本科同学为例,我们原来专业分得细,我所在的专业只有十三个人,现在据我了解至少有一半都已经改行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赞成大学的本科教育要宽泛一些,把一个领域的精华、最基础的理论教给学生,也就可以了。如果说他将来对某个专业特别感兴趣,有的是机会再去深入学习。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一个比较宽的基础更有利于他将来的发展。当然我们老师会很累,把那么多的内容压缩到一门课里面也比较难办。
记者:您说的改行是改到生物学的其他专业,还是说到别的行业呢?
张老师:各种情况都有。有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去学会计,搞IT,当律师等;也有半转行的那种,跟生物学还有些关系,应用他的生物学知识,做其他领域的一些工作。比如去公安局做刑侦检测,搞专利,办生物技术公司等。完全改行的,比如去学计算机的,也有做得很成功的,所以说不一定坚持本专业才是成功。在瑞士留学时,我听说有人在生命科学领域拿到博士学位后有去银行工作的,当时我很惊讶,后来别人告诉我,实际上不少银行很愿意招理工科学生,因为觉得他们的思维得到了很好的训练,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银行最看重的是学生的头脑,是他们受到过的严格、系统的思维训练。事实上,遗传学的学习就是一个很好的思维训练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握知识是次要的,获取知识的过程更会使人受益终身。因为不同领域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相通的,不同的知识体系背后蕴含的思维、逻辑是相通的,有时理工类的学生研究人文问题更有独特的视角。现在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人文、社会、经济、法律之类渗透了非常多的数学与技术手段。社会有这样的需求,理科的学生自己也可以把未来的发展方向放得更宽一些。
具体来说,比如生命科学院的课程设计,可以考虑分层次,让喜欢生物科学并有志于专业研究的人学习整套课程,要求也可以更高一些;其它有多种兴趣,或者不太适合专业研究的学生可以只学些生物学基础课程。也就是说大学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一方面“专”不能丢,而且还要更精深,否则科学怎么发展?另一方面,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自身的兴趣,还应该在“博”上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我的看法与体会
记者:下面想请您谈一谈比较具体的教学上的问题。现在中青年教师普遍面临科研上很大的压力,教学上很难再象北大以前的老教师那样重视。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您自己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的?
张老师: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奉献,因为你教得多与教得少、教得好与教的一般,从切身利益上没有什么区别。况且教学是个无底洞,投入多少都不够。课上一两个小时,课下可能要几天的时间准备,要收集、对比、归纳各种各样的材料,要根据学科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要分析、总结重点难点,要想办法怎么讲得精彩等等。在课程设置上,其实很多老师都有自己的想法,在我2002年回来时就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许崇任老师也有很多思路,但是做起来很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年大家都会提到应该坐下来一块协商一下,你这个课讲什么,我这个课讲什么,大家怎么衔接,但就一直没真正坐下来过。大家都很忙,忙起来就没时间去想它了。
李鑫:我觉得对教师教学上的考核,应该与科研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张老师: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教学上有些方面也会考虑,但很难细化和量化。教学弹性太大,难以考量,怎么评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况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很难定位好坏。
记者:其实科研上的评估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发到SCI上的文章质量也是很差的。
张老师:这好歹也是个大家能接受的标准,加上影响因子,引用次数等,也能反映一些真实水平。但教学根本就没有普适的标准。比如教学评估里把教材作为一项指标这是很不能理解的,教师只能从现有的教材中作出选择,但是并不能控制教材的质量,如果因为教材不理想而影响到对课程本身教学质量的评估,不免有失公平。
一线的老师凭着良心在教,这种心态是很无奈的。有的老师与别人合讲一门课,一学期上不了几次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了,心思全放在科研上。课程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想办法把老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激励老师花一些实在的精力搞好教学,慢慢地老师就找到“教学相长”的感觉了。其实,教学生的同时老师自己也会受益很大。我每年更新课件时需要查看很多资料,经过讲课使一些概念更加具有逻辑性,对问题的理解也更深刻,所以教学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
还有,和学生在一起,老师也更能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年都会有一部分学生对生命科学极为感兴趣,这就让我觉得责任重大。总有一些学生下课来探讨问题,或者发E-mail,而且还谈到很多诸如人生规划的课外话题,也总会有几个学生交流得很深入,毕业以后还保持联系。
三、教学特色:启发思路,教学相长
记者:李鑫,能不能请你谈一下张老师教学上的特色?
李鑫:张博老师讲课很有启发意义。第一,张老师会讲很多思维方式,并对很多问题如何一步步思考,实验如何一步步设计以及需要看什么书等讲得清晰明了,对我启发很大;第二,她不会专门地讲理论,而是一丝不苟地讲清楚每个理论是怎么发现的,这对学生影响特别大,印象也很深。我后来做本科生科研基金项目,需要设计东西、分析问题时,总能想到张老师给我们讲的方法与思路。而且,遗传学的逻辑性很强,不需要记忆很多,主要是思路。遇到困惑的时候,向张老师请教一下,她会给你很好的建议,比自己一个人苦想好太多了。
张老师:遗传学有它独特的魅力。中学时听到老师讲孟德尔遗传定律,我就为它的神奇而惊叹不已,比如孟德尔的3︰1定律(著名的遗传学定律:亲本如果对于某个性状都是相同的杂合子,则他们产生的后代表现为显性和隐性表型的比例为31。这一定律用基因理论可以完美解释,因此也就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那么复杂的生命现象,只用这么简单的道理就表达了出来,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以后要学遗传。
记者:您还记得刚开始教学工作的情景吗?有没有什么困难,您的教学思路是怎么形成的?
张老师:“遗传学”是我从戴灼华老师手里接过来的。当年她是教我本科群体遗传学的老师。戴老师非常严谨、敬业,特别尽心尽力地带我,一块儿跟我备课,毫无保留地把她的授课经验传授给我,还把她多年积累的一个个备课卡片全都给了我,我特别感动。就拿我03年第一次上课前后的一些细节来说吧。上课前一周,戴老师安排我预讲,她特意坐在最后一排观察效果。讲完后出来一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戴老师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执意自己穿雨披骑车回家。我第一次正式讲课那天,天气很热,戴老师专门跑到教学楼外为我买来一瓶矿泉水。第一次上课由于经验不足,又比较紧张,到两节课结束时还有不少内容没讲完。戴老师没有责备我,而是设法从已经安排好的宝贵课时里挤出一节课,鼓励我继续讲完。
还有,2003年我刚回来参与遗传学教学,正好赶上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科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举办“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骨干教师培训班”,院领导派我去参加,使我受益匪浅。全国各地的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的老师都来交流经验,无偿分享自己的教案,我收集了一堆课件来,吸收学习了很多有用的东西。许崇任老师出差、开会,有机会也都想着给我弄来一些教案资料作参考。领导和老教师都特别支持教学,北大这个传统是非常好的。其它学校的同行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启发。除了上面说过的互相交流教案与经验之外,其他老师们,特别是老一辈教师的鼓励和关怀,他们所展现的风采和魅力,都对我的教学理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例如,复旦大学乔守怡老师讲课充满了诗人情怀和人情味,把艺术揉进授课内容,提高了课程的趣味性与美感,例如讲到在微生物中检测营养缺陷型突变株的方法时,用传说中苏小妹赠给秦少游的顶真(回文)诗“久慕秦郎假乱真时又逢春花含玉”作类比,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乔老师站在哲学的高度用充满哲理的语言总结他对生命的感悟:“进化中没有失败的物种,生存中没有完美的生命,基因中没有无用的序列,生物中没有长久的永恒”,也使我深深体会到遗传学的魅力和作为教师应有的胸怀与境界。乔老师在培训班上提出“遗传学的精髓是什么?”我认为很有启发性,在备课、讲课,甚至在科研工作中我时常会想到这一问题,每年都会使我对遗传学产生新的理解和感悟。在教学中我也比较注重向学生传达、强调对遗传学的精华的思考,这非常有助于学生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遗传学,而不仅仅满足于掌握这一学科的知识。
遗传学是生命科学中最有理性的一门学科,这是因为它探索的是生命的本质。有不少老师抱怨,现在遗传学课程的内容很多都被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课程蚕食,没有剩下多少纯粹属于遗传学的内容了,造成遗传学课很难自成体系,所以很难教。这确实是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恰恰说明遗传学在生命科学中的核心地位,几乎任何一个学科都离不开遗传学知识。与其说其它学科抢走了遗传学的内容,不如说遗传学渗透到了其它每一个生命科学的学科中;或者说,遗传学像一个纽带,可以把其它生命科学的学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更加凸显了遗传学的重要性。生命现象的生物学意义可以通俗地概括为“活下来,传下去”,这正是遗传学研究的根本内容。遗传学既是一种理论体系,又是一种工具,但贯穿始终的是严谨而又富有哲理的思想。遗传学是在用人类的思想去理解自然的思想。这样,就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合理地改造自然,而不是破坏性地改造自然。在理解自然、思考生命的过程中才会深刻体会到人类既是伟大的,又是渺小的。遗传学作为一种研究生命现象的思想,是其它学科无法“抢”走的,也正是遗传学这门课应该传授给学生的。非常高兴我能有机会讲授这样一门课程。遗传学本身确实充满了魅力与挑战,幸运的是遗传学也正是我的兴趣所在。
记者:听说您在课程当中会安排一些专题讲座。
张老师:对。以前戴老师指导学生去做,学生准备,也由学生讲。这种做法老师比较辛苦,要指导、点评。我们现在作了变通,请一些别的老师来参与教学,比如请国外回来的学者,讲前沿进展,讲他们是怎么用遗传学的理念来做科研的,等等,开阔学生的眼界,让学生体会到遗传学的时代感。今年我们增加了表观遗传学、人类遗传学等专题内容。
记者:讨论与答疑您是怎么安排的?
张老师:遗传学思想性与逻辑性较强,要做很多习题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所以会安排两次习题课。课程内容多,课时少,所以基本上还是以课上讲授为主。另外平时会有office hour,每隔一周的周末安排半天的时间。平时也都开放,只要老师在办公室,学生随时都可以来问,也可以通过E-mail联系。
记者:您自己的教案和课堂讲授方面有什么特点?
张老师:从2003年到现在,教了6、7年了,教案每年都变,到现在还真没有一本完整的教案。我讲课比较喜欢自由发挥,不习惯把内容都写好、背好,所以没有特别详细的内容,只有提纲。教材毕竟是固定的,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需要加入我们自己的理念,具体授课内容与重点要适当调整。比如孟德尔定律大家了解比较多了,而且北大的学生接受能力强,所以可以一带而过。对于导论,我比较强调与历史和人物相结合,在故事中让学生去体会。教材上的知识,由于课时压缩并考虑到北大学生自学能力比较强,所以我尽量讲授知识背后的一些东西,让他们知道知识是怎么被发现的,这对他们将来从事科研或者其它领域的工作都是一种好的训练。
记者:您在讲课中间会提问吗?
张老师:我的提问多是为了启发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就开始说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讲完以后会强调这一个问题解决了马上有新的问题出现。以旧问题引导新问题,我认为科学就是这么发展而来的。科研怎么做?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设计实验去回答它,得到结果以后再来看与预期吻合不吻合,如果不吻合你要修正假设,再设计一个新的实验来验证。我看了一堆资料后有了新的感悟,就特别喜欢把它传递到课堂上,这种成就感比发表论文都要大。
我上课时还反复强调学生不要迷信教材,任何教材都有错,我鼓励他们挑错,包括国外的英文教材。有时一学期下来,能找到好多错误。记得有一年一个男生数学很好,用四分子分析(tetrad analysis:一次减数分裂的四个子细胞称为四分子,对四分子进行遗传学分析称为四分子分析)发现遗传图上基因的距离不吻合,我还让他写了小论文并请他上台来讲,他是怎么思考的,怎么推出来的。这是很好的鼓励,学生很高兴,其它同学和我也从中学到很多。每年都有好几位这样的学生让你觉得很惊喜,课后问的问题很深、很专业,有些问题对我很有启发,就编入了下一次教学的内容,所谓教学相长。你讲一个问题可以有100个角度可以来思考,一个人的思路总是有限的。
记者:我能体会到教学对张老师来说确实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境界,是很轻松、愉悦,能够带来灵感的工作。
张老师:干一行爱一行,只要兴趣在这里,怎么着都能做出点名堂来的,这是我的理念。还有一句话说的好:温故而知新。对老师和学生都是一样,带着新的思考去学习旧的内容,就会加深理解,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从这个角度讲,深度与广度是一致的:站得高了,自然就看得远。我比较认可在重复中学习,这样才能把一个道理理解得很深很牢,把最本质的东西挖掘出来。教学工作就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受益于教学的并不比学生少。记得有人说过,“重复是学习之母”。只会被动接受知识的人会认为重复是一种浪费,因为每一次重复他得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当然会枯燥乏味;而爱思考的人就不会认为重复是一种无用功,因为他在每一次重复中都会体会到新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人而言,重复只是表面现象,重复只是他用来不断挑战自己思考深度的一种工具。
记者:从我自己学习的感受来讲,也是觉得把做过的题目再做一遍比重做一套新的效果更好。
张老师:每一次做错都一定要去了解自己错在哪里,查缺补漏才会有更大的收获,获得新的理解。
四、实验室与研究生管理:创造环境,自由发挥
记者:下面想请您谈一谈带研究生方面的经验。您带的研究生多吗?
张老师:不少。我们实验室比较特别,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长江讲座教授,每年能来两到三月,我们共同负责这个实验室。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大概有15个,算是挺多的了,所以牵扯精力也很大。人多就要有人多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实验室的特点是比较注重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一个实验室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导师的风格都不一样。有的导师抓得很紧,每天都叫学生来问,你今天什么结果,然后去指导他下面做什么,管得很细,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导师只给一个方向,比如说斑马鱼遗传发育你去做吧,我们这有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然后就放羊,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进实验室之前应该了解一下实验室的风格,考虑一下自己特长、性格方面的特点,有所选择。
我管理实验室的指导思想就是搭好舞台,我们有的仪器、试剂都保证随时可用,没有的我也想办法给你找到,原则就是无障碍做实验,仪器、试剂、时间都没有限制,实验室24小时开放。
郭老师:会有定期的工作汇报吗?
张老师:那肯定有的,提供了舞台也不能撒手不管。我们每星期开一次大组会和几次小组会,还有跟另外几个实验室联合的文献讨论会。也会有个别谈话,但是不固定,根据学生的课题进展情况,有时会紧盯这几位学生,有时会紧盯那几位学生,有松有紧。因为我很忙,所以跟学生说你们有事一定要主动来找我,欢迎随时来打断我手头的工作。学生和学生不一样,有的学生就会经常找我来讨论,有些学生就觉得老师那么忙我不好意思打扰,所以要特别提醒。可能这也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做研究生时就比较喜欢自由探索,感觉需要时就会去找导师讨论,而并不习惯象在工厂、公司似的定期汇报工作进展。真正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并不是计划出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自身的规律,需要一定的过程,有时很长时间才会知道结果。我认为给学生充分的信任和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比天天催问实验结果更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否则就成了拔苗助长,就有可能促使学生为了应付频繁地向老师汇报而被动地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
说实在的,在国内搞科研比较痛苦,杂事太多了。不知道整天都在忙什么,但一来办公室,90%的时间都是处理各种琐事,真正能够整理一下科研思路等纯学术上的事情都是回家以后,夜深人静,终于没有人来找我了,没电话了,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做科研需要一定的连续性,要前前后后反复去想,才能够抓到一点思路和苗头。在办公室乱哄哄的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刚刚好像有那么一点想法,一个电话就打断了,等弄完了再回来早就忘了刚才想到哪一步了,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记者:有些事情其实可以放一放,或不用管它。
张老师: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我这人就是一件事如果没办好,就会老去想着它,老操心着要怎么办。这种习惯不太好,但是没办法,爱操心的人只能累自己。每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要做的事永远太多。我很羡慕会“偷懒”的人,知道什么事该认真对待,什么事只要应付一下就可以了。我似乎天生不会抓重点,不管什么事,一律尽最大努力做到完美,只要没到最后交稿、交差的时刻,就总是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所以每件事几乎都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才算完成。我知道这样做效率太低,反而会耽误重要的事情,所以试着改变,现在已经“潇洒”多了。当然,跟自己做斗争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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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9年9月8日,上午9:30-13:0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范晓,余鹏,郭九苓,张博
定稿时间:2010年1月7日,经张博老师审订。
 
 

2 条评论

  1. 说实在的,在国内搞科研比较痛苦,杂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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