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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忧思:优良学风乃大学之魂——访物理学院沈克琦先生(下)

guo  2010.06.24   名师名课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5,396

 

编者按:在本文中,沈先生以大量生动的事例,回忆了北大严谨求实的治学传统和不畏权势的独立精神,这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北大的个性和承担社会道义的勇气。我们与沈先生一起,为北大正在流逝的学风和传统感到惋惜,如何重塑传统精神,继续北大作为民族精神家园的使命和责任,成为沈先生重点阐述的话题。沈先生指出,只要领导带头,解放思想,树立诚信,勇于承担,许多困难的事情便可迎刃而解。

 

一、大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学风

记者:沈先生,这些年北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根据我们的了解,很多老师也反映教学上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有“教育质量滑坡”的现象。我们改善了条件,但失去了某种精神。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沈先生:“教学滑坡”可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根本问题在于学风。现在的教风、学风都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影响。学生学习用功,是为了得个好分数,能升入好大学,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单位。过去,学习是我想学好,我对科学有兴趣,别的什么考虑不多,现在这样的学生可能很少了。

 

一些老师呢,有些人教学是为了应付工作,科研是为了论文、职称、经费,也有点功利主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好像从来不想自己怎么样,不太注意自己应该得什么好处,做工作是因为兴趣、责任、追求,我一定要把这个搞好。后来“反右”、“大跃进”、“文革”各种运动,老师们吃了多少苦啊!但你看他们教课怎么样?都是兢兢业业的。我认为这个敬业精神没有很好地传下来,功利主义的影响太大了,我觉得根本原因在这儿。

记者:这个问题会严重影响教育质量和学校的发展,怎么解决,您有什么意见?

沈先生:我觉得主要不能怪年轻人,因为现实的问题、社会的影响很大。有些东西应该从领导那里开始改,树立榜样。比如说诚信问题。我看到一个事情挺难受的,要求学生订一个不作弊的“诚信协议”。这不是荒唐嘛!诚信不是协议的问题,协议也维护不了诚信。但是你能怪学生吗?领导就不讲诚信!我跟一些领导有接触,他们做事情从来不想这样做对不对,只看我要不要负责任。一看要负责任,就躲。

 

讲个小例子,我以前管物理竞赛。物理竞赛收报名费,教育部下个命令说收两块五。早先两块五是可以的,后来物价涨了。我跑到教育部基教司,跟那个司长说,“两块五不行,现在买一个冰棍都要两块五。这个物理竞赛,购买试卷,借考场,请人监考,最后改卷子,还要准备实验考试,考实验,这些都要开支的。你能不能不要在文件中规定得那么死?”他对我笑笑,不置可否。最后红头文件下来,还是两块五。我真生气!我专门找你说道理去了,你说不同意,我们可以辩论。他不反驳我,怕物价局检查,说你怎么涨价了,下文件仍两块五。其实自学考试早就10块钱一份了。为什么自学考试一份卷子,可以允许它收10块钱?它比我们简单多了。广东的同志思想灵活,一位委员开玩笑地说,“唉,他搞错了小数点!”我们大家就笑。后来大家只能自行其事,不管你的红头文件,当然也没事。这是你自毁信誉。

 

我们过去老说,“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过去周恩来总理通知一个什么东西,确实是算数的。共产党开始时说话确实是算数的,后来开始不算数了。整风时公开宣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是“引蛇出洞”,抓右派!“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照样帽子满天飞,人身攻击、精神摧残,什么都来。类似这种现象太多了。

 

你就拿社会风气来讲,咱们国家原来社会风气还还可以的。在解放前,即使有一些官僚,一些坏的东西,但那时社会上是非观念还是很清楚的。贪污腐败这个东西一提出来,就会群起而攻之。比如说,我父亲是一个小学校长,他办事就是一板一眼。他曾经把学校一个假山给卖了,卖了之后造了个教学楼。结果人家就告他,说他变卖校产,甚至有人说他贪污。后来教育局查,查了一阵子,结果是一分钱贪污都没有,全部用来造了学校的房子。

但建国后的一些运动,把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念、是非、道德标准搞乱了。几乎所有右派的言论,今天看起来都是正确的,有先见之明。物理系有个学生叫王书瑶,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被划为“极右”。王书瑶后来对我说,“我的话跟邓小平说的完全一样。只不过我比他早说了好多年就是了。”物理系有好几个极右分子,因为他们说的话比较有思想性。

那个时候把敢于思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批人打下去了,有不同意见的人打下去了,也把大家对党的信任打消了很多。当时中国法制极不健全,党的决议就是法。

 

沈先生:现在领导中有一些人是非观念不清楚,他就管自己的事,就关心自己的利益,那怎么能管好国家?老一辈的科学家、教授都很爱国。如前所述,饶毓泰、叶企孙等先生学成后为国办教育一辈子,桃李满中华。我们这些人挨批挨整都已过去,担心的就是把社会上是非观念什么都破坏了。现在很多小孩啊,只有自己,连父母都不看在眼里,这不是小事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有的管理部门左倾思想还很严重。以云南省委宣传部为主,拍摄了一部叫《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电视片,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参预此事,全国反映良好。原为10集,后与中央台合作改编,两集合并一集,并稍加修改,成为5集版,曾在中央10台、4台和1台先后播放。广播电视总局2004年2月下令,这个电视片立即在全国各地电视台停止播放,说这个片子没有经过他们审查。说“这个片子主题含糊不清,把握严重失当,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原话,我都背下来了。

 

后来了解到是我们一个校友反映意见引起的。他看完以后,认为:《启示录》应该告诉人家怎么办学,第4、5集反映西南联大是“民主堡垒”。在今日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大环境下,要求稳定,要求团结和谐,不需要“对抗”,《启示录》想启示什么呢?“民主堡垒”四个字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暴起误导作用的因素之一。他把意见向中宣部反映了,中宣部批给广播电视总局,引发了这件事。

 

我们校友会常务理事会为此开会提出意见,正式给中宣部、广播电视总局去信说明情况,同时把材料送名誉会长王汉斌校友。他看后把材料转给中宣部部长,说:“这个片子我看过,认为没多大问题。XXX的意见我看了以后,有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味道。”最后此事才得以妥善解决。广播电视总局答复说原来审查的是云南送的十集片,看了我们送去的5集的光盘后认为该片在政治导向上已经没有问题,但还存在着个别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失当的问题。如解说词讲三十年代末期的龙云“注重民间疾苦,注意发展经济文化,整个云南社会呈现进步宽容的氛围”,在龙云主政的“四十年代的云南,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开放、活跃的黄金时期”等。建议将5集版中上述语言删去,即可播出。其实我们西南联大校友都体会到昆明宽容的政治氛围,比如特务头子康泽要来昆明抓人,曾为龙云阻挡。

附带说明一下,该片于2003年12月获中宣部颁发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九届入选作品奖”,怎么还“未经审查”?让人费解。

 

二、大学应该是个干净的地方

记者:这些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市场经济的理念很自然地渗透到了教育之中,“经济学思维”主导了教育改革,一度有“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与做法。您对此有何看法?

沈先生: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与头脑,应该也必须是个干净的地方。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尽管那时社会也很黑暗,但旧社会的学校还是比较干净的地方。你要让大学办好,办成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将来全国的精英、骨干都从这儿出来,你就要把这里搞干净一点,不要去搞很多市场性的东西。有人说“无商不奸”,这种说法未必妥当,但市场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外国的大学也有搞市场的,但它是另外一班人马负责去投资,按市场规律合法经营,不是大学这些教授去挣钱。

 

现在我们讲诚信问题,学生作弊就不说了。看看有些老师的学术道德吧。我看到报道说,现在连副校长都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我们总在问,为什么没有国人以国内的工作得诺贝尔奖?好像采取一个措施就会出来。我觉得讨论此类事没什么意义,就算运气好,碰上一两个出类拔萃的,拿一个诺贝尔奖,能说明什么?你整体上没有美国那样的学术环境。就像奥运会上我们拿了那么多金牌,也只能说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大国,没有重点扶持,一下子就现原形了。我们现在的学术环境,不但出不了优秀人才,优秀人才来了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我觉得,提倡敬业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办的,我们的前辈有好的传统。当教师,教学就是天职,应该认真教。大学教师搞科研,就应该严谨治学,努力创新。而且应该自己认识到,我在这儿搞教学,不仅是教知识,还要言传身教。

在教学问题上,我觉得评优、评奖基本上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课讲得好不好,不是评出来的,比如黄昆教授,课讲得大家公认的好,没有人评他名师。现在有好多评估,浪费很多时间,而且可能有负效果。功利主义的导向本来就是和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现在学校好像挺重视教学。评名师、评优秀教师,教育部组织“教学评估”,表面上领导很重视教学,实际上效果很差,教育界对“教学评估”颇有恶评。解放前,没有什么优秀教授评选,优秀教授一个一个地出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哪个机构封的。关于学术问题还是多给一些学术自由,少搞一些行政干预,那么这个学术才能够兴旺发达。评奖要慎用,要注意避免副作用。

记者:副作用应该说很大。实际上是一个广大的教师群体在支撑教学,不是少数几个获奖人。这种评奖结果会使大多数教师对这个东西没有信心,因为他评上的机会很小,而且评奖本身会浪费很大的时间与精力。

沈先生:对呀。很多事情是大家集体做的,你现在提溜一个出来,工资激增或重奖。别人怎么看?你说这是重视的表现,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重视,应该做一些切实提高质量的事。比如增加教育经费,解决老师经济困难,采取措施提高师资水平等等。树立一两个典型,好像事情就解决了,而真正的问题被掩盖了。

 

假如学校这个地方能够保持一块净士的话,对后一代影响会比较大。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学校里无论如何,校领导也好、系领导也好,一定要尽职尽责,下决心要把学风、政风整顿好,从自己开始。上级行政领导要为下级创造条件,不要给下级添乱。

 

三、现实忧思:不要让北大成为历史

记者:应该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大这样,在100多年的历史里遭受这么多磨难甚至是灾难。但是过去好像有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样,老师都有一个心思,我要把工作做好,要把课教好;作为学生,也有一种心理,我要把这个东西学好,要有真才实学。但是现在可能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过去那种敬业精神、独立的精神正在弱化和丧失。百年树人,现在我们也许看不出什么直接的不良后果,但时间长了,如果有一天北大真的变成众多普通大学中的一所,失去了她的精神,那时候再想恢复,恐怕就很困难。

沈先生:对。我们老说北大、清华、南开,有三校优良的学风,这三校优良的学风在西南联大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建国以后,虽然体制变化很大,但学风还是得到延续的。如果真的破坏了,再要重建,谈何容易。就象文明一旦中断,就永远成为了历史。我们不要让北大成为历史。

 

记者:沈先生,针对北大现在这种状况,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希望?

沈先生:我前面说了,根子就在领导身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只要领导带头,事情就好办。北大校长和书记能不能这么干我不知道,也谅解他们,但我觉得首先应从北大历史中树立一些东西,选出北大过去重要的人和事,理清我们现在的办学思路。比如说:给胡适立铜像,现在北大敢不敢呢?北大应该想办法做一些与其在中国思想、文化上地位相称的事情,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做一点能够树立北大威信的事。

当然这种事有难度,当局中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可能会阻挠。但过去北大在这方面有好的传统和先例。比如80年代丁石孙(曾任北大校长)把毛泽东的两个塑像给拆了。丁石孙那时候借着毛泽东的一句话,“你们让我在这儿晒着……”,就拆了。

 

记者:其实有时候最高层还是比较开明的,但感觉中下层官员好像更加左倾。

沈夫人:小心谨慎,生怕犯错误。

沈先生:当官的真是怕,官位、名利,顾忌太多。但教书的人好些,大不了我还教书呗。所以呢,刚才说建立优良学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下点狠心,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触犯到哪个领导的什么忌讳。

记者:北大过去是很有骨气的,有很多事情传为美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讲一些典故?

沈先生:蔡元培那时候搞的一个“敬德会”,你知道吗?蔡元培当校长前的一段时间,北大的人包括教师中,有些人品德不佳。那时从京师大学堂刚过来,都是一些官僚。 “敬德会”提出三条,头一个基本条件,叫不嫖、不赌、不娶妾,要求所有人必须做到。不嫖、不赌大家还能做到,但那时候娶妾是风气,这个难度很大。第二条叫不做官,不当议员,这是自愿的。第三个是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很简单,就这么几条,意思就是大家自己把道德水平提高一步。有点刘邦约法三章的味道,很有效。现在我们也对学术造假等不良作风应该下狠心治理一下,比没有约束力的什么签名、保证书要好得多。

 

记者:对,规定那么详细、那么多的东西,其实没太大用处。大学里只要把学术造假、学生作弊这两条止住,很多事情马上就会好起来。

沈先生:这个应该可以做到,北大过去对这类行为就绝对是不允许的。还有,开始的时候处理积弊,学校肯定要开除或处理一些人,这要考虑他的出路。我们不是衙门,要体现人文精神。

 

北大过去是很有骨气的,有几件事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一个是某位中央领导的儿子进了北大。当时报纸上揭发,山西说有一个叫王小兵的人利用父母的关系上了大学。北大的学生看了以后,大概有人了解情况,就贴一个小字报说,你们那边有一个王小兵,我们这边有一个“王大兵”。最后周恩来说这个需要调查。一调查下去,证明有这回事,确有问题。那位领导的儿子在某省考大学没录取,就在一所重点大学当了旁听生,他的父亲在该省任一把手。后来他父亲调任另一省一把手,他就跟着转入另一省的大学上学。根据当时中央规定,中央主要领导的孩子可以跟父母走。问题是原在学校犯了个错误,给他开了个正式生的证明。这样他就成了正式的大学生,不是旁听生了。接着他父亲调中央任职,他也就转入北大。他的学习成绩还可以。整个过程调查清楚了,怎么办?那时候我们的党委书记是韩天石,决定让他退学。有好多人为之说情,韩天石不答应,校领导都不答应。最后还是退学了。

 

还有一件事,跟胡耀邦同志有关系。云南有一个人是云南大学的在校生,按教育部规定在校生没有毕业不能考研究生。他原来上山下乡时,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上了云南大学,不再是兵团的知识青年。不是毕业班的在校生不能报考研究生,而非在校生的知识青年可以报考。他就弄虚作假,利用原来的关系造了一个假证明,以兵团知识青年的身份报考研究生。结果笔试通过了,录取之前我们招研究生的人去面试,得悉他是在校生,按规定不能报考,学校决定不予录取。这个人就告状,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胡耀邦批了一下,也没有说这个人应该上,只说现在有的制度、规定害死人,表示他对这个规定不满意。韩天石就对送批条过来的人说,“你说原来的制度不对,但是教育部的制度还在那儿,没有改。我收他,这是什么理由?不能收!”最后怎么办呢?教育部提出一个办法,让他补考两门课。因为做研究生你必须把本科课程都学过,都要有成绩。研究生考试科目太少,不能反映水平。他补考的两门课考得好就让他入学。结果他不考,可能是不敢考。既然拒考,我们就没有录取。后来听说,云南发现了他弄虚作假的事,并做了处理。

 

另外还有一件事与彭真(已故党政要员,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有关。文革前我去为物理系招生,在招生现场遇到一件事。北京市委一位干部找北大管招生的孟处长说:“你们看看这个学生考得怎么样?”一看这个学生姓付,是彭真的女儿,考得成绩不差。她报的北大中文系,而当时北大中文系录取分数很高,她不够,但上第二志愿经济系没有问题。老孟有点儿为难,就回校请示陆平同志,陆平同志说,“够哪个系就去哪个系。”结果录取在经济系。学校按原则办事,没有因为她是顶头上司的女儿而给予照顾。这位同学也愉快地进入经济系学习。

 

当然,在大环境下,北大也难免极左思想的侵蚀。北大历史系曾调入一名教师,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先挑起的这一事实。一位已上调的、学历史的、原校领导在一次会上竟说:他的文章引起朝方的抗议,这样的人怎么能调入,你们不了解情况可以问我嘛。我听后深为诧异:学历史的讲真话,天经地义,北大历史系怎么能因此不要他,那是北大的传统吗?北大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顶住了歪风邪气。

北大经常处于风口浪尖,校领导有时候很为难,我能体谅,但坚持原则是北大应该遵循的优良传统。

记者:今天耽误您很多时间,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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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徐月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6日,上午9:00-12:30

录音整理:徐月

文字编辑:徐月、郭九苓、沈克琦

定稿时间:2010年6月21日,经沈克琦先生审订。

 

2 条评论

  1. 深圳贴片加工 说道:

    北大过去是很有骨气的,有几件事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2. 东莞SEO 说道:

    现在大学的校风简直是太乱了,应该重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