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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北大教育理念百年轮回——访物理学院沈克琦先生(上)

guo  2010.06.24   名师名课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8,077

 

编者按:沈克琦先生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此篇访谈中,沈先生以北大物理系为例,介绍了在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宗旨、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变化历程。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沈先生总结了1952年教育体制全面学习苏联之后,北大在理科教学上的经验与教训,并对北大当前的教学问题和如何做好教学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记者:沈先生,您在《北大物理九十年》和一些发表的文章中,专门梳理过北大物理系的历史变革。我们想借这次机会向您了解一下建国以后北大在教学上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起伏动荡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您从西南联大一直过来,非常清楚北大的历史,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眼中的北大传统。

一、1952年之后教学改革始末与反思

沈先生:关于物理系,我和赵凯华合写的《北大物理90年》把整个物理系,从1913年到2003年这九十年的前前后后基本上都讲了。书里对1952年以来院系调整、学习苏联时期教学改革,以及1958年以后教学怎么改变的情况都写了一下。

60年代为什么搞六年制呢?这有个过程。1952年时“学习苏联”,这是上头定的。怎么个学法?领导曾说,“搬过来再说”。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基本上按照苏联的那一套进行教学,而且我们搞得比苏联还要死。

原来学校实行的是欧美的教育体系,特点是保证必修课教育的同时,给出更大的自由度。学生可以选课。讲课的人也不要遵从一个规定好的大纲。你愿意讲什么都可以讲,只要这些人是本行业的专家,他就知道本门课程中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有的人教学可能有点偏,把自己熟悉的给讲了,某些方面讲得少一点,不能照顾全面。但这种方式优点也很明显:真正讲到他自己有体会的那些内容时,就讲得很生动,学生能学到老师的精华。

记得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大猷先生教我们电学,他很重视静电学部分,讲授内容比一般电磁学教材深一些,涉及的数学知识我们(刚入大二)尚未学到,他就补讲一点数学,也就解决问题了。那一学年遇到日本飞机轰炸频繁,我们的电学因此缺了好多堂课,后面的交流电部分没来得及上,学年就结束了。系领导认为交流电部分重要,第二学期为此给我们开一个3学分的“应用电学”,从交流电路讲起,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等等都讲了,远远超过了缺失的内容!(笑) 那时候教学比较灵活,但大方向有人把着。每学期选课都由系主任当面审查签字。

 

以前留学回国的老先生大部分是学贯中西的,因此这套从英美借鉴过来的教育体制,实际上融合的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实际,今天看起来,应该说是先进的,合乎教育规律和学校实际的。从另外一方面认真想想的话,以前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真出了好多人才,学术造诣高,没有功利主义思想,一心一意为工作、为国家做贡献。老一辈教授是很好的榜样。比如饶毓泰先生和叶企孙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博士,留美时就加入中国科学社,志在科学救国。饶毓泰1922年在南开创办物理系,叶企孙1925年在清华创办物理系,开始阶段都是一个人撑起一个系。他们都是我国近代物理系的奠基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13位是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毕业的[1]。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后立即给他们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教授写信感谢、致敬。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是西南联大物理系1944年理学硕士。

 

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以后,我们物理系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是参照莫斯科大学五年制计划制定的,但学制改为4年,因为国家迫切需要人才。1953年学校决定改5年制,在中文、物理两系首先试行。1954年起全校实行5年制。当时课程学习负担非常重,周课时超过30,因此学生只能被动地学习,减轻学习负担成为每年教学工作面临的课题。大跃进以后,教育也要大跃进,教学要提高水平。陆平校长说,北大要办成太学。专门化课程和毕业论文要保留,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大量增加生产劳动时间,又不能再犯学习负担过重的毛病,实在安排不过来怎么办呢?就在适当精简课程的同时,延长学习时间,改了六年制。在六年中,生产劳动时间高达26周,课程变化不大。每门课程的学时有所减少,增加了第二外语(英语,当时第一外语是俄语),周学时在22-25之间,学习负担有所减轻。

 

当时国家建设非常需要人才,尤其水平高一点的年轻人。但那时我国与世界科技实力最强的美苏两大阵营同时交恶,国际学术交流基本中断了,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人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毕业分配出去的人需要扎实的基础和能独立开展工作的专业水平。这个六年制确实适应了国家需要。专门化和毕业论文时间有所保证,因此毕业生不仅基础扎实,在物理学某一分支学科方面知识也比较全面。他们的特点就是:碰到问题我不怕,研究新产品,没问题!因为基础很扎实,思路很清晰,专业知识也具有一定水平。

六年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毕业分配对口问题。开始时按专门化分配没有问题,因为什么人才都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需要多样化,难以预测,很难做到对口。再加上人事部门不了解,以至有低温物理的毕业生被分配去冷藏企业的情况,我们向上反映后才得以调整。后来我们认识到,大学本科应该还是打基础,按分支学科培养应该是放在研究生阶段。过去,全国研究生招生数太少,少数有条件的学校兼顾这方面人才需要有必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将二者分开,各行其道。本科生毕业后,经过分流、筛选,少数学生入研究生院深造,这更能适应社会需要,也更利于因材施教。

 

1958年的时候我随校党委副书记、副教务长张群玉同志去二机部调查过毕业生需求情况,化工专家曹本熹就说:“我就要化学专业毕业的,不要再分细。他们学过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理论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来后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可能是解决有机化学的问题,不久可能是定性分析的问题。碰到专门的问题,需要查文献、看专著,才能解决。学校把学生基础搞好,就行了!”还有一年我问主管原子弹研究的周光召同志,我问,“我们物理系应该怎么样培养?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说,“我就是要你们学基本粒子理论的(学生)。” 为什么要学习基本粒子的学生呢?“研究原子弹碰到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学基本粒子的人数学基础好,理论物理水平高,有了这两个基础,再加上思想比较活跃,就有了在相关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子弹研制中遇到的问题是保密的,不可能在大学中进行。他这个观点,我听了之后深表赞同。人才培养不能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培养什么”,这个办法是不对的。很多人把“国家需要”理解得太肤浅了。

 

当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招进来的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特别是58年和60年大跃进的时候,强调政治条件,又扩大招生,学生程度十分不齐。到了物理系以后,政治运动多,有时正常的课程都没法好好上,程度较差的学生就更困难了。过去北大有个特点,要求非常严格。能否送个及格?北大不送,反正你要考及格了才给及格。最后陆平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学习十分困难的学生改为5年制,专门化课可以少上,基础必须打好,重修基础课!”已经念过一遍了嘛,那你再念一遍。这些人又不是资质差,只是基础不好,经过本人的努力,最后都通过了。把基础打好了,出去后照样可以做好工作。这个做法是对的,但到后来文化革命时这种调整成了一大罪状,叫做“迫害工农学生”。(笑)

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真没法说!取消招生考试,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程度,开始时有一些66届高中毕业生。后来有的是小学毕业水平,个别的小学毕业水平都没达到。我举个突出的个例。问:“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答:“四分之二”,他是分子加分子,分母加分母得出这个结果。我们老师就说,“给你打个比方。一个人先吃半馒头,后来又吃半个馒头,一共吃多少呢?”答:“二两”。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不过我们的老师还是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引导,放低一些标准,加上学生自己的努力,结果都能有所得,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后,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我们坚决主张本科改回四年制。

回顾过去,从1913年开始办物理系时,招收预科学生入本科,预科3年,本科3年;1917年改为预科2年,本科4年;1919-1952年均实行四年制(1949、1950入学的学生因国家迫切需要提前1年毕业)。基本上仿照美国大学课程设置,办学过程中注意让每个人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后来,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教学制度把一些灵活性取消了,全班学生按照一个模子培养。苏联专家讲了,教学大纲就是法律。

二、什么是好老师和好的教学方式:北大教育历史经验的总结

记者:沈先生,现在的教育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也承担了太多的希望。根据您的经历和思考,就大学老师而言,如何做好教学工作,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沈先生:学苏联的一个教训是,给学生压了太多的功课,他没有时间独立思考,肯定是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当时还有一口号,“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完全学懂,老师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话,只能降低要求,对培养优秀人才是不利的。

教学,把主要的骨架、思路,精华的东西教给学生,就可以了。以物理学为例,详细的推导过程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完成,而且学习过程中总会碰到问题,能够迈过去就是进步。学生可能有的疙瘩,老师事先全部帮他解决了,那他就学得轻松,感觉这个老师教得真好!真的叫“好”吗?老师教学过程中,应该启发学生思考,学生进行思考过程中就会发现有些地方不清楚。他经过思考、阅读,自己解决问题,或通过与同学的讨论、老师的答疑解决问题,这样比老师直接告诉他更好。老师讲得全班都满意,都没有问题,这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为什么我们后来出不了人才?我觉得跟这个很有关系。以学生为主体应该是要你帮助学生独立思考,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

物理系胡宁先生教课,过去我曾经觉得他好像不够负责任似的。因为他讲课时,在黑板上推导,有时推错。后来听同学反映,他们真愿意听胡先生的课,因为胡先生常常讲一些物理思路是书上没有的。我就想我的意见不对,推导错误难免,能讲出一些书上没有的东西,才是真正需要老师的地方。

记者:这个书上“没有的东西”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沈先生:主要是物理思路,并不是教一个书上没有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在教学要求、方法上,学苏联以后形成的那一套,对培养人才不利。我们比苏联还左,听留苏生说,苏联自己并不那么死板。咱们严格按计划办事,把苏联专家讲的话,当作圣旨一样。教育部要来检查,“专家讲的话你认真执行了没有?”

电视上不是说嘛,钱学森说中国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温家宝也问为什么,根子在哪儿。我认为,问题在于缺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领导应该允许和提倡这种精神。另外,应该承认多样性,不要统得过死。把最基本的东西抓紧、抓住,基础要打好,但对每个人的学习,要因材施教,允许每个人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不同的选择,鼓励大家多个方向发展。提倡独立思考,允许自由发展,才是学术繁荣的正道。

 

记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以前的老先生是如何教学的?

沈先生:比如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我们教学时应该吸取的。我在三年级时,王先生教“热学”,四年级时吴先生教“近代物理”。他们都没有采用某一本教材,而是指定一些参考书,都是欧美的教材或专著。他们按照自己的体系讲授,我们再找有关的书来阅读。我觉得这对培养学生有好处,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说法,思想就不会那么死。我觉得教材应该多样化,让学生能够接触各种各样的教材。世界上各个国家有好的教材就可以拿来用,不必强调本国教材。

中文教材当然大家看起来方便,但是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本教材不可能满足各种各样的要求,不要排斥别的教材。比如我觉得赵凯华先生编的那套书很好,有他的特点,可以与国际上的教材相媲美。但是学得好的人,再去看Feynman的三本讲义,会有更多的收获。Feynman的教材适应水平更高的学生看,而赵凯华先生的教材是为适应我国教学编写的。

 

记者:现在大学教育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有的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而影响了教学工作。过去北大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多老先生都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沈先生:这的确是个老问题了,处理不好会影响教学。我的意见是,一个高等学校的教授必须搞好教学,不然他只是一个科研人员,不能称其为教授;同时,没有科研只有教学也不行,教学质量也不会很高,不能成为一个导师。自己没有从事创新的科研实践,怎能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当然,要实事求是,对教学任务重的老师的科研要求要适当。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大师在教学科研方面都很突出,对一般的老师不能以此要求。

科研与教学都事关大学的发展,不可偏废。解放前没有重点高校这个说法,但北大、清华两个学校很自然地走在前头,很重要的原因是两校对教学与科研都很重视。

吴大猷先生在《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中说,“在抗战初起时,我们看法是应该为全面抗战着想,节省一切开支,研究工作可暂时停一停。但日子久了,我的看法有了改变。我渐渐觉得,为了鼓励研究人员的精神,不致使他们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亦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才,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添置一些研究设备。” 当时筹款有困难,他认为,“时间不复返,所以不能坐等。” 他在岗头村利用从北平带来的光学元件想方设法装成一台大型摄谱仪,研究喇曼光谱,并写出一篇论文。他认为,“这不是比较重要或极有意义的研究项目。但我总得这样做,总比坐着不干要好得多。”他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单独以及和青年教师、研究生合作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还写了一本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抗战那么困难的情况这是很不容易的。

 

搞研究和不搞研究,这个人思想状态不一样。搞科研的时候是探索未知的东西。不搞科研单搞教学,常常只有那些已知的东西,甚至整理好的东西才能进入教学范围之内。这个当然很重要,是几百年人类文化的积累,要把它传承下去,而且这是进一步工作的起点。但科学的意义在于探索、研究、创新,教师既搞教学又搞研究,他的思想方法和看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这对学生也有影响。

所以我说科研和教学都必须重视。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首先我要反思一下。我管系里教学工作的时候,由于师资不足,基础课老师的教学任务太重,因此老师长期没法搞科研。这是我们领导的责任。六十年代时,我们发现,不搞科研的话,教学会僵化。那时就下决心,安排一些普通物理教研室教师,免除教学任务一年,全时去搞科研。可是不久就来了政治运动,这一措施就挨批了。

我们有一些老师,尽管教学任务很重,还是坚持既教学又科研。比如说曹昌祺老师的教学任务一直是很重的,他教电动力学,写了一本全国交流的教材。在教学之余还写了好几篇基本粒子理念方面的论文。在文革中间,他下厂搞科研,指导研究新产品也取得成果。后来曹昌祺被破格由讲师直接提升为教授。

 

我们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物理系学生学了“四大力学(指《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以后,有些人可能就认为,所有物理问题的基本原理都在这儿,我都知道了。等到进入专门化课程,讲授内容中有很多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他就很不习惯,他习惯于成系统的完整的知识。只接触成熟的东西,不搞科研,不探索未知,时间长了就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作为领导,应该合理地安排教师的工作。新老师在教学上有一个过渡和成长的过程。刚刚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教基础课,特别是之前没教过课的人去教基础课,开始时可能有困难。他可能有很多基本概念还需理清,需要有一段时间全力以赴地搞教学。认认真真教过一遍后,第二年就可能少花点时间搞教学,多点科研时间,到后面就可以两者兼顾了。

另一个方面,科研的人搞教学对他的科研也有好处。因为科研项目通常限于很窄的范围,课程教学的知识范围则很宽,且涉及许多基本的概念和原理,教学有利于教师打好基础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有利于他们科研的深入和扩展,有利于他新思想的诞生。

 

记者:您对现在大学提倡的素质教育有什么看法?

沈先生:其实学科教育是提高学生素质很重要的教育环节。过去有些人包括教育部门的领导,老是把学科教育和素质培养对立起来,我认为是不对的。学生素质培养大部分是靠学科教育,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是通过学科教育得到培养的。在学习过程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讨论,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也是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处、做事之道。

我也曾经向中学老师建议:你们应该挑几个科学家或者科学发展的事例,在这些问题上多花点时间充分地讲一讲。讲这个事情一开始是个什么问题,碰到什么矛盾,怎么解决不了?后来又做什么尝试,经过尝试、失败、再尝试……,最后取得成功。讲讲科学家的思想作风以及锲而不舍、坚持真理的精神,这是顺理成章的对学生的熏陶,最好的事半功倍的素质教育。文艺、体育活动是提高学生素质的另一个方面,但这不能代替学科教育,而且这方面个人差异极大,绝不能统一要求。

 

我曾参加过一次教育部召开的有关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讨论会。会上有人提出来,从高中开始,对学生的表现都记录在案,这样综合素质评价就有根据。听了这个我就说,“它有什么好处?”他说,“很具体!都有记录,因此将来是可以定量的。”在会上我就反对,我说,这样搞,会把学生害了,这只能培养功利心和弄虚作假,培养不了素质。

记者:其实这是管理水平低的一种表现。他自己可能也知道效果好不了,但可能有这样一个心态,像鲁迅说的,“有些人就是为了找点儿事情以显示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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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徐月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6日,上午9:00-12:30

录音整理:徐月

文字编辑:徐月、郭九苓、沈克琦

定稿时间:2010年6月21日,经沈克琦先生审订。

 

附:沈克琦先生简介

沈克琦,男,物理教育家。长期从事物理教学、物理教学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行政工作,为办好北京大学物理系、推进理科高等教育改革、提高中学物理教学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历:

1939~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

1943~1946年任桂林国立汉民中学物理教师。

1946~1991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讲员(1950),讲师(1951),副教授(1960),教授(1978)。

1953~1980年先后任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副主任(1953~1955),物理系系主任助理(1955~1958),副系主任(1959~1966;1978~1980),系革委会副主任(1972~1978)。

1978~1991年先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78.7~1984),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4~1991)。

1984~1990年筹建烟台大学(1984~1985),任烟台大学校长(1985~1990)。

1991年11月离休。

生平:

沈克琦,1921年10月17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常州)一个教师之家,祖母曾在家授女弟子,父亲是小学校长。1933年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37年11月因日寇入侵,省常中停办,举家内迁。1938年9月在长沙考入江苏省教育厅办的江苏省立湖南桃源中学高三,1939年7月毕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后转入物理系。1943年7月获理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为行星的大气及其光谱(文献综述性),由吴大猷教授指导。毕业后任国立汉民中学物理教师。

1946年夏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返。沈克琦于1946年10月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负责三年级光学实验教学,还曾讲授光学课。此时全系教师仅十余人,光学实验课教师仅一人,负责排实验、写实验讲义和指导学生实验等全部工作。1947~1949年他被批准为在职研究生,在承担全时教学任务的情况下选习研究生课程,并和研究生王树芬一起在赵广增教授指导下进行慢电子与氢分子碰撞时的能量损失方面的实验研究。

自1946年起沈克琦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助教、讲员、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并长期担任行政职务,曾任普物教研室副主任、物理系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系革委会副主任、副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还曾兼任北京大学遥感技术及应用研究所所长(1983~1991)和直属国家教委的高校联合遥感技术应用研究中心主任(1985~1991)。1984年奉命参与筹建山东烟台大学,并于1985~1990年期间任烟台大学校长。1991年7月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11月年满70岁时离休。

沈克琦还长期担任我国教育、科技方面的一些组织机构的领导职务,涉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博士后管理、中小学教材、中学生物理竞赛等比较广泛的领域,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改革、提高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沈克琦曾发表物理教学方面的文章20余篇,出版的书籍有由他主编的《自然科学基础》一套(共5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用教材,1993年第二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物理学卷》两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持下的《高中物理学》一套(共5册,2006年第三版)。1991年离休后他仍参加有关物理教学的各种活动,主持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忙碌奔波,贡献余热。 



[1] 按照年龄大小次序,他们是王淦昌(19707)、赵九章(1907)、郭永怀(1907)、钱三强(1913)、彭桓武(1915)、王大珩(1915)、陈芳允(1916)、屠守锷(1917)、王希季(1923)、邓稼先(1924)、朱光亚(1924)、于敏(1926)、周光召(1929)

 

2 条评论

  1. 东莞SMT加工厂 说道:

    其实这是管理水平低的一种表现

  2. SEO 说道:

    尊敬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