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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责任成为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访北京大学97届校友聂爱军博士

guo  2011.03.29   学生风采   1条评论 总浏览数:7,436

 

内容提要:聂爱军博士,1997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和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20032006年间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随后任职于纽约州州政府财政厅,2008年回国创业,起步于留学教育咨询行业,但他的目标绝不仅是创建一家留学机构,而是要发展成一个指导学生发展、培养国际化优秀人才的教育机构。在采访中,聂博士介绍了他在美国期间的学习、工作经历和收获,为我们总结了“兴趣+能力+经验”的发展公式。他通过总结英语学习的三种境界,提出英语学习的最高层次是要用英语来学习知识,通过英语成为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他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成为这样的人才。”

 

记者:聂老师,您从北大毕业以后赴美国留学,毕业后作过大学老师,如今回国创业,首先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聂老师:回想起来,我读书时候的北大是有一种人文和学术传统,大家会讨论一些国家大事,谈论哲学、政治、体制等话题是一种风气,按当时的说法,我们系是在“以一种培养国务院总理的方式培养一个不合格的初级公务员”。说实话,我本科毕业申请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也没有太成熟的想法,就是觉得保研无望,工作也不好找,但是我英语好,加之当时去美国读书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申请出国了。申请成功,我来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研究美国政治。但当我读到第二年的时候,却陷入了迷茫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继续做纯理论的学术研究,还是转做偏向应用的政策研究。最终我决定转学,申请了其他学校的一些硕士和博士项目。基于各种原因,我最后选择了去纽约州立大学读博士,研究教育政策,包括教育经济、教育财政、美国地方政府如何支持公立教育等问题,属于公共管理的一个方向。到那里之后,心理上还是有落差,毕竟我从一个常春藤名校去了一个普通的学校,但让我感到安慰是我的教授很有声望,我所学的专业排名很靠前,并且就业前景很好。因为有在康奈尔读书时打下的基础,我读的很轻松,很快就毕业了。随后,我去了明尼苏达大学教书,当时的感觉真是无以言表,我从一个揣着几百美金来求学的普通大学生,经过5年多的奋斗,成为了一所知名研究型大学年轻的assistant professor,这几乎是所有投身学术的青年学生的梦想。在大学教书的2年多时间里,我过得也很开心,我发现自己的确很喜欢当老师,喜欢和学生沟通,给学生指导,但是我逐渐发现了我的局限——一是这个领域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理论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奠基了,我做的所有工作基本上就是在修修补补;二是这个领域还是需要研究者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我虽然上过一些经济学课程,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研究训练,很难做出能和经济学家相媲美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我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很小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当时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获得一个tenure(教职)。

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机会出现了,我去了纽约州政府财政厅工作,参与教育政策预算的制定工作。从我个人发展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一直学政治、学管理、学财政,但从来没有在美国政府里工作过,甚至连政府预算是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在纽约州政府工作期间,我收获很大。要做好这个工作,我需要大量阅读美国法律,尤其是纽约州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我发现,美国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必须完全依照法律精神,有法律支持,这是让我感触特别深刻的一点。另外,美国政府的管理体制非常完善,并且政府里的领导都毕业于知名的管理学院,水平相当高,思维非常严密,在这里工作,我学到了很多,成长了很多。

2008年回国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教育咨询和人生规划这个行业。我发现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水平不比我们当年差,而且知识面更广,人也更活跃,但是迷茫感一点不比我们当年少,甚至更大,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做别的事情很难把我所有的经历和知识都应用进去,只有咨询行业——也不一定非要是留学咨询,而是作为一个学生在职业和人生发展道路上的导师——才能充分发挥我的经历、我的人脉、我的资源和我的所有想法。虽然我从事留学咨询这个工作才两年半,但之前我已经帮助过很多人申请去美国名校留学,或者改变了他们的学习方向,他们的人生因为我而变得更好,我非常高兴。随着我到全国各大学去巡讲,接触不同的学生,我愈发坚信我从事的事业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中介,而是从观念上帮助学生,提供一种全面的咨询和辅导,改变他们的想法,让他们受到思想上的一些冲击,这样的事情,哪怕做了一点,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记者:您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觉得美国大学和北大在教学上有什么不同吗?

聂老师:其实,从北大到康奈尔,教学上的转换没有我想象的大,因为北大在中国教育中还不具有代表性,北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一些国外所谓的liberal arts——通识教育的培养,而我本人的经历也不具有代表性,我去读博士,其培养方式又和硕士、本科不一样。

在康奈尔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本科生教学中四、五百人规模的大课比较多,如果是lecture课程——即只有老师讲课——和国内教学其实没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大课都会配有TA Session(助教课程),助教会带领学生把课上老师没有讲到或者没有展开的部分进行讨论和深入讲解。博士生的课程中,lecture非常少,更多的是学生基于大量阅读而进行的讨论。美国大学对学生的阅读要求非常高,比如一门博士生课程,教授一星期可能会布置400页左右的阅读材料,其实老师和学生自己都知道这样的阅读量很难完成,但上课的时候,讨论进度不会在乎你是否读完,所以大家就会养成大量阅读和快速阅读的习惯;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高强度的写作,基本上每门课一、两个星期都会要求学生完成一篇比较长的paper(论文),或者是每周提交一篇400字的summary(摘要),由于一个课程人数在810人,不是很多,老师会有更多的时间看你写的东西,帮你改。这些是和国内很不一样的地方,在这样的课程训练中,我的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

记者:国内很多大学现在也开始尝试这种布置大量阅读任务的教学方式,但同学们感觉课程多,压力很大。

聂老师:确实,中国很多大学生课业非常重,但是在美国,尤其是好的学校,本科生压力也很大,学分要求也很多。我觉得国内学生不适应这种教学方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没有配套的TA Session,学生读完之后,没有博士生或高年级学生进行辅导,或带着他们讨论;第二,国外的多数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而中国学生现在面临的机会太多了,诱惑也太多,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记者:确实,现在北大也有一些学生只是大一、大二还学习,大三就开始投入到实习等各种课外活动中去了。

聂老师:当然,我觉得大学生参加各种活动不是坏事,但大学不应该成为一个职业培训学校,学生学习不能只是简单的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我记得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很多单位评价北大学生后劲非常足,这就说明,一是我们的学生非常聪明,二是学校更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不同于普通技校。大学时光是一个打基础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不要看第一份工作找得怎么样,而要想三五年后自己会怎样。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不用功读书,不去上课,不去思考,是不可能后劲足的。我能理解有些学生经过了高中的高强度学习,来到大学没有了压力,觉得“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但实际上大学的学习——包括成绩——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在以后诸多方面限制你的发展。

同时,这个现象还体现了我们的大学在就业指导方面的问题。美国大学的就业指导不仅仅是在学生找工作的时候提供具体的、程序上的帮助——比如签约事宜等,更能提供咨询服务——比如帮助学生发掘自己的兴趣所在、指导学生写简历、组织Career Workshop等,而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能够给学生有效帮助或指导的人或机构太少,所以很多学生就会自己去摸索,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最终还有的人没摸索出来。

记者:您博士毕业后也曾在大学教书,作为老师,您觉得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在教育上有什么不同呢?

聂老师: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外教育的差别,首先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学生有能力自主学习,国外大学更多是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的能力,并帮助学生把基础的知识和能力打扎实。其次,中国现在的教育更注重学生对具体知识的学习,强调学生到底掌握了多少内容,所以我们的考试更多时候是水平考试,而不是能力考试。而在美国,无论是高中升大学的考试(SAT)还是本科升研究生的考试(GRELSAT等),都不是考具体的知识,而是考分析、思辨、理解的能力。第三,就具体内容来讲,国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两项能力——一是阅读能力,美国的学校有很多reading program,强调学生要大量阅读典籍;二是输出能力,即口头表达和写作的能力,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美国学生对任何话题都能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而很多中国学生,别说用英文,即便说中文有时也很难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记者:您以上提到的这些能力,需要怎样去培养呢?

聂老师:这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并不是说某个事情你做了,能力就一定会提高,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培养。我在纽约政府担任教育政策顾问的时候曾经系统地研究过美国的教育体制,我发现美国的中小学在各年级、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在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教学方向和目标都很明确。比如在四年级或八年级的考试中,你会看到这样的考题——让学生讨论一下世界文明的兴衰历程,这样的问题看似是在大学或研究生阶段才会被讨论,甚至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了,而学生在中学、小学的时候就会被考到,只不过要求没有那么高,其侧重考察的是学生的分析能力。很多时候,美国小学生做的事情和大学生是一样的,比如独立撰写调研报告、设计实验、团队合作完成课程作业等。

记者:您现在从事留学咨询,您觉得国外教授招生时看重学生哪些素质?

聂老师:我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兴趣+能力+经验。首先,学生要对所要学的方向、所申请的专业真正感兴趣,要向国外的教授展示出你的学习热情。请注意,这里我用的词是“展示”,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别人“我对这个学科感兴趣”,展示是通过一系列的内容让别人体会到你的passion,比如你通过描述你对学术问题的认识过程,在探讨中让教授感觉到你对专业问题有一种持续不断的热情。同时,这种兴趣对个人的发展也很重要,试想,你去美国读书,如果学的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会很被动。而且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把他的兴趣发挥到极致,学到极致,他就一定可以安身立命,一定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找到一件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去做,这是对个人前途的负责,是对一生的负责。不要跟风,不要觉得金融看起来很有前途,不喜欢也去学,赚了点钱,买了名车别墅,这样就开心了吗?申请出国是很多学生人生第一次真正看清自己的机会,真正选择自己想学的东西,是对自己负责。

第二是能力。能力分两种,先天的能力和后天习得的能力。大家能考进北大,GPA还不错,TOEFLGRE分数很高,这些都证明了大家先天就很聪明。所谓后天习得的能力,是指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美国大学很多专业虽然不需要申请者必须本科就学这个专业,而且他们也欢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来申请,但其中还是有一些required capability,比如申请金融工程就要求数学功底好,否则读不下来。

第三是经验,或者说经历。但我们不要把“经历”狭隘地理解成“做一件事情”,这包含了三个层次:experience——做了什么,performance——做得怎么样,achievement——做成了什么。

基于以上这三点,国外教授会得出一个问题的答案,即申请者是否有潜力。其实,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申请出国,找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套用,任何一个公司招聘毕业生,看重的不是他立刻能产生多大的效益,而是潜力。一个毕业生如果对工作领域有兴趣,基础能力没问题,再有一些相关经验并表现不错,企业招聘进来后稍加培训,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听说您现在正在筹备一个公益的教育项目,这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呢?

聂老师:我希望让中国最优秀、最有思想、最勤奋、最有影响的一些人能够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我希望大家以一种知识分子的态度去学英语,或者说,最后通过英语去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当然,你通过中文学习也能成为知识分子,但我认为通过英文,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知识分子,因为成为知识分子不在于你读了多少书,而在于你的观念是否全面,是否open minded。我们对清华北大的学生,对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如何通过英语学习成为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

聂老师:我总结,英语学习有三种境界,对应也有三种水平。第一种境界是把英语当成一个学科来学,就好像很多人高中时选了文科,物理、化学这些学科就一辈子再也不去学了,很多人现在学英语就是这样,通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就仿佛完成了这门学科,至于将来工作能否用到英语,他不在乎。第二种境界是把英语当作一种应用工具,很多学生认为英文好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去英语国家旅游的时候不至于迷路。第三种境界是把英语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把它作为母语来学,用英语来吸取知识,通过阅读英语的文献来接触、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从而使个人得到提高,这种境界是很少人能达到的。我认为第三种境界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中文是一种很优美、信息量很大的语言,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文的学术成果发展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断档,那些原创的、有思想深度的、关于世界最新情况的、关于未来发展趋势的、最尖端的研究成果,很少是用中文写成的,多数是用英文写成的,一个人如果想成为非常全面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学贯中西的高级人才和知识分子,想要在国内外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就要用第三种境界来学好英语。

在我看来,你如果只是四、六级考了个好成绩,只具有初级水平,你到公司工作可能连个英语商务信函都写不出来。如果你TOEFLGRE考试成绩不错,你就进入了中级水平,已经能够应付大部分英文情境了,类比来讲,这就相当于你高中毕业时的中文水平。再进一步,你要成为一个高端人才,这就需要高级英语水平,比如你作为中国商务部代表团成员与美国进行商务谈判,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大量资料,并整理出头绪,精练观点,形成想法,然后去谈,并且还要谈赢,这就是高级水平的体现。

记者:如何达到您说的这种高级水平呢?

聂老师:第一步,对于英语水平比较好的学生——比如高考英语120分以上的同学,我建议,无论出国与否,都应该尽早学TOEFLGRE考试。这两个考试是美国学校录取学生时一个很重要的依据,TOEFL成绩展示英语水平,GRE成绩展示学习能力,它们对于词汇、阅读理解、逻辑思维的要求是修读研究生项目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考试当成“考试”来准备,你可以把TOEFL的阅读篇目当成精读教材来学,掌握其中的单词。在这里我想强调,我们所谓的四、六级词汇和TOEFLGRE词汇,是中国人人为区分的,这种区分在英语国家里并不存在,比如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美国传统词典)曾列出过美国高中生应该知道的100个单词,其中就有我们所谓的GRE词汇,由此可见,GRE词汇不是一种专门的词汇,它也是非常常用的。当然,有人会反驳我说,GRE词汇在口语中不常用,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学英语,不是只用口语,不是只和别人谈论天气,这种简单的口语交流根本无法让你交到朋友,更无法让你和别人就一些有深度的问题展开交流。

第二步,大量阅读英文文献,比如你所学学科的英文教材,或者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等报刊杂志——不要再阅读《新概念》的课文了——当你看这些材料的时候,你就开始用英文吸取知识了。

我们看到,清华北大每年招收如此多优秀的学生,可以说我们的学生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和哈佛、耶鲁的新生没有什么差别,而四年之后,差别就显现出来了。之所以产生这些差别,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在管理、品质、理念、目标各方面不同于欧美名校,还是因为别人在用英文学习最先进的知识,而我们的中文教材,理论和内容都是很旧的。比如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学政治学,当时我们的教材讲的都是六、七十年代的理论,我并不是说这些理论不应该读,但政治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为什么不能读些最新的内容?就是因为我们的英文无法达到阅读原文的水平。我一直认为,当你能用英文去读文献的时候,成熟的是你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你的一种语言,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学好英文”与“让我成为有思想的人”二者等同。

实际上,中国的大学生经过高中学习之后,英文基础已经相当好了,进入大学之后,如果能有几门课要求他们用英文学,他们就会去背单词,然后慢慢养成习惯用英文去读、去写,他们的水平就会提高,思维和视野就会不一样。现在有一个很悲哀的现象是,很多学生认真学习TOEFLGRE,但没有养成看英文的习惯,即便到了美国留学,除了完成学习任务之外,日常生活还是用中文,还是没有养成读英文报纸、书籍的习惯,还是没有用英语去“呼吸”,这样的话,他的英语考试分数再高,也只是一个摆设的花瓶而已。

当然,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也是不现实的,但我希望中国最优秀、最聪明、最有理想的一些人能够正视这一点,不要把中文和英文对立起来,不要认为英文是美国人、英国人的英文。英文是世界的,只有你毫无障碍地用英文阅读、写作、思考的时候,你才能吸收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内容,而不是依赖读别人的翻译——而且现在很多书籍的中文翻译特别差,很急功近利。

记者:您讲的观念很独特,但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再怎么学英文也比不过英语国家的人,您怎么看待这种想法?

聂老师:我认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说法,是一种“跪着”学英语的心态。我们很多清华、北大的同学到美国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读书,能在那里读硕士博士,能读懂很复杂的英文,但多数美国人却做不到,你能读懂的文献很多美国人根本读不懂,你知道的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英语当然比他们好。我就敢说,我的英语比90%的美国人好,因为在美国能够上我这样的学校、能做到我这样成绩的人绝对没有10%。当然,我们可能口音不如他们漂亮,但这是拿一个简单的部分和他们比,而我们的内涵其实已经比他们高很多了,只是大家自己不知道罢了。总之,我希望大家能用一种知识分子的标准来学习英语,要“站着”学英语。

记者:2008年回国创业至今,有遇到什么困难吗?现在公司运作的如何呢?

聂老师:总的来讲比较顺利,因为我的经历背景在这个行业里应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基本上没有可复制性。其实留学服务分为两部分——咨询部分和服务部分。我的优势在于咨询部分,我觉得这一部分很重要。去什么国家留学、学什么方向、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哪些学校更适合,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没有一定的人生经验和知识水平,就无法给学生做指导,而我的指导能真正影响到我的学生,他们和我交流一次,就知道我的水平比其他从业者高。服务部分相对比较简单,我的员工经过培训都能做好,加上最后我的把关,能确保申请材料反映出申请者的特点。

其实,我的目标不是把公司做到几千万的财务规模,也不是运作一个简单的留学机构,我起步于留学咨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积累我的人脉资源,二是积累资金。在这一基础上,我想最终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文理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叫Top U College,实现我在教育上的理想,随着运作模式和经验的积累,我希望Top U College能够成为一个开设大学课程的教育机构,并和国外大学合作,使其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文理学院。通过这个学院,我希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人格,让他们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和国际上的精英人才去竞争。退一步讲,即便我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毕竟我不是哈佛、耶鲁——我也愿意成为这些人才进阶的“前站”。这些工作,哪怕我能做到一些,我觉得我的人生就非常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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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崔悦

编辑整理:于洺,崔悦

 

1条评论

  1. 他就一定可以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