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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四方之言 究汉语之变——访中文系李小凡教授(上)

guo  2011.03.29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4,651

 

摘要:在本次访谈中,李小凡教授为我们讲解了北大方言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阐述了语言学、方言学这一学科的特点及其研究意义、方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教授还对多年方言学教学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语言学、方言学的学科建设与学生的专业发展提出很好的意见。

 

一、北大方言学及其历史  

记者老师,您好!您是语言学专家,主要研究方言学。一般学生对数理化、文学、历史之类有一些大致的概念,但是对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研究的方向就比较模糊,所以想请您先对方言学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老师:方言学,应该说是比较冷僻的学科。就全国兄弟院校来说,有中文系的学校很多是以文学为主,不见得都有语言学专业,因为该学科的定位是从事相关领域的专深研究,所以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从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来说,语言专业是不可缺少的学科,而且语言学跟人的大脑意识有关,所以要研究起来是没有尽头的。

 

北大的方言学有比较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文学改革,其中的一个方向是要从过去的雅文学走向民间文学,从过去单纯的文人作品走向社会大众,这就包括搜集一些民间歌谣。北大当时成立了一个歌谣协会,由刘半农主持,有很多人参加。《北京大学日刊》有一段时间每天刊登一首调查上来的民歌、民谣。这些民歌民谣都是用方言讲的,有些无法用汉字准确记录。一些学者就发现,要把它准确地记录下来,必须有一套调查记录方言的办法,由此逐渐地开始了方言学的研究。中国现代方言学可以说是从北大的歌谣研究里面孕育出来的。到了1924年,从当时的歌谣协会、歌谣周刊里分出一批学者,主要是中文系的,也包括英语系的林语堂先生,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在此期间,林语堂先生制定了中国第一份国际音标。国际音标从欧洲引进,它是用一个符号来记录语言,不仅可以记录欧洲的语言,也可以记录世界上各种语言。现在我们把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的成立看作是现代方言学建立的标志。

 

北大方言学本身既有自己内在的需要,也有研究的传统,但其理论方法的基础和世界上主流的语言学是一致的。林语堂是中国第一个语言学博士,只是后来他主要的兴趣转移到了文学方面,但他前期在方言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方言研究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一个是赵元任先生主持的6个省区方言调查。当时赵先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组长。研究所1929年成立,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做了很多工作。另一个阶段就是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国家开展了“三大语文运动”: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和汉字简化。所谓推广普通话就是要讲方言的人来学普通话,那就需要了解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有什么差异,这里面的对应规律就是方言学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搞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全国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调查了1800多个县,可谓轰轰烈烈,不过也带有当时那种群众运动的风格。

记者:调查是怎么进行的,如何调查?

老师:当时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多数人不怎么懂,就采取了层层培训的方式。最早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北大建立了一个语言专修科。语言专修课由北大的袁家骅先生主持,除了培训调查方言,还培训调查民族语。从袁家骅先生开始,北大的方言学就走上了正轨。中国语言学会前任会长侯精一等好几位重要的学者都是专修科出来的。我们现在作为主干基础课的汉语方言学也是五十年代袁家骅先生开始讲的。北大是第一个设立汉语方言学课程的,然后辐射到其他学校。

 

二、方言与地域文化

记者:方言学研究的价值主要是什么?

老师:语言有多重性,它最基本的功能是交际,实现人和人的沟通。同时它也是思维的载体,因为思维离不开各种概念,而概念是借助语词来表达的。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表达概念上各有其特点。

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又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形式。生活在一方水土上的人群世代积淀的共同观念、风俗习惯,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就要靠语言这个载体。不同族群的语言反映不同族群的文化特点。比如说江浙这一带吴语文化区和广东广西岭南文化区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它们差别在哪里呢?有很多,比如饮食、服饰,建筑等等,但是最明确的一个标志就是语言不一样。方言本身就成了地域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所以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文化识别和族群认同的功能。再比如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文化的学者最后界定什么是客家人呢?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标准就是讲客家话。

 

记者:现在各地对待自己的方言是一种什么态度?

老师:近些年来,方言的研究跟地域文化关系日益受到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关注。在政治运动为中心和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期,方言的地域文化功能一度被忽视了,加上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使有些人产生了一种误解,好像不再需要方言了。有些地方甚至误以为推广普通话是要废除方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认识到地域文化的价值,包括一个地区的品牌、知名度,它的特色,这就涉及到了文化传统和方言。然而,现在有些地方小孩已经不会讲方言了,于是,这个问题开始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进而将保护方言列入了政府工作日程。推广普通话目的是发挥它的交际功能,保护方言则是传承方言的地域文化功能,二者并不矛盾。

 

记者:假设方言都消失了,大家都用普通话,文化的多样性就会消失吗?

老师:如果真的没有人用方言了,那有可能消失。语言是文化最鲜明的标志,没有了民族语言,就缺少了一种文化的认同感。

记者: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做什么?

老师:首先要重视语言和人的关系。比如满语,如果最后一个懂满语的人去世了,它就变成一个死的语言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事物的存在总是因为有其客观需要,只要这种需要还存在,它也不会轻易消亡。在反映地域文化特色方面,方言就有存在的需要,而且并不是所有场合用普通话都是最恰当的。亲密的家庭内部,显然还是讲方言来得更亲切,更容易心领神会。将来人们可能都用普通话来交际,但同时也用方言来实现文化认同。甚至有可能某一个地区的方言,例如粤语,对普通话显示出一种强势,给普通话注入一批方言成分。语言的演变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我们研究它是为了发现和掌握它的规律。

 

记者:您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习俗甚至思维特点。它会不会反映人的性格方面的特征?比如有没有研究表明使用哪种语言的人更擅长逻辑思维或者性格更坚毅?

老师:这方面的猜想很多,但都还是停留在一种假说的层面。一些著名的学者持有这种观点,比如德国的洪保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威廉·冯·洪堡特,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17671835),他认为语言是表现出民族特性的;后来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 Edward18841939)提出语言决定思维方式,但至今没有最终结论。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决定的。从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只要能够完成交际、思维、文化功能,其价值都是一样的,无所谓高低之分。

 

记者:语言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否有对人、甚至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呢?比如语言的复杂程度肯定有区别,假设使用一种复杂语言的人,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脑力训练,但过于复杂可能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大脑负担。不同语言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老师:我们可以去具体分析一个语言的长处,短处。但是任何语言都各有长短,综合而言,我们还是认为只要能够完成语言所要承担的功能,它的价值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组织结构的表现不太一样。世界各民族的性格确实有不同的特征,也会反映到语言上,但语言对性格及社会习俗有没有反作用?这方面应该是还没有定论,要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也是极其困难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英语是通用的语言。但并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别的语言优越才取得这样的地位,而是有历史的原因。这和英国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工业化国家有很大关系。而语言的应用一旦成为习惯就不会轻易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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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1. 英语是通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