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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治化还是应当社会化?——评北大会商制度(程熙)

guo  2011.06.28   经验与探索   8 条评论 总浏览数:6,317

 

近几周,北大学业会商制度(以下简称“会商制度”)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质疑者众,赞许者寡,更乏理性分析。其实在去年11月,北京大学学工部、教务部和医学部教育处联合在医学部和元培学院启动了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已近尾声。试点结束,预计5月份将在北大全校推广。这便引起了争议。加之李敖先生在愚人节开的一个玩笑,称自己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儿子李戡因“上网成性”,上了“会商名单”。更是重新吸引了社会公众的眼球。

   

被会商的学生包括十类: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的学生。质疑声主要源自对于“思想偏激”的质疑,有人认为这是抹杀一些大学生的个性,更扯上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大加批判。更有批评者将其政治化,其隐含之意不言而喻。我个人认为,在会商制度上我们不应该“被政治化”,而应该去政治化,应从社会的层面重新看待这个制度。

 

从会商分类来看,本质是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息息相关的。200810月,武汉大学公布的全国首份“90后”大学新生调查报告显示,多达34.5%的新生缺乏理想、信念和人生规划;32.2%的新生不相信理想和信念对人生的影响。根据一份2010年的《大学生职前调查大行动》的报告显示,高达86%的大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就业方向,感觉前途比较迷茫;50%的大学生表示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2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好像没有优势。除此之外,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大都市生活的高成本,日益凸显的高房价、就业难问题,等等,青年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变得越来越沉重。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剧,社会处于大转型、大变革时期。近年来,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现实问题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不少群众、尤其是部分青年感到不解、困惑,甚至为之沮丧、悲观。这些思想波动,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这种现实情况和社会转型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尚且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何况面临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情况的学生呢?在此种情况下,就有必要缓解大学生的压力,将其引导到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观上,重塑其信心。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由主义,只要不违反法律和校规,决定做什么是个人的选择。当然个人也因此要对自己负责。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一个不同在于它的辅导员制度。每一个班级都会有一个辅导员负责管理,辅导员一般是高年级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辅导员负责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信息沟通,但其主要任务是将一个原本陌生人组成的班级运转成为一个熟人社会。作为这个小社会中的“家长”,辅导员也会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感情和思想。中国的辅导员制度有其合理性和优点。它是我国教育体系从高中到大学的一个必要过渡。我国的高中教育中,教师管理十分严格,而大学教授基本不会去管理学生。很多远离父母的学生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网络成瘾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就需要辅导员这种角色帮助新生逐渐过渡到大学生活中,也是帮助其在大学这个层面“社会化”。北大会商制度主要由学校学工部制定,这个组织的职能之一就是管理辅导员。可以预见到,会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操作也应该由辅导员来完成。

 

会商制度的出台遭到了另一种质疑。也就是判断“思想偏激”的标准是什么?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引来众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比如知名媒体人杨锦麟在其微博上发表评论称:“五四运动,不少被当局视为是‘思想偏激’的北大师生,其后多半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引领者,先行者,启蒙者,实践者,而一二九运动,更多‘思想偏激’者,多半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投奔延安,或参加抗战,他们几乎都被列入当局中的黑名单,但这些人大多是共和国的建设者。时过境迁,这世道怎么啦?!”在这种情况下,辅导员往往他们被划入学校组织这一范畴中,包含“思想偏激”学生的会商制度就往往被诟病为官僚组织为了统一管理、排除异端而设立的制度。这又是将会商制度政治化,而非社会化的结果。在学校层面,“思想偏激”的含义原本是一个十分生活化的标签。北大学工部副部长解释“思想偏激”而举的具体例子是,“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当然思想偏激一个更普遍的范畴是指一些大学生性格上有些偏执,在人际交往、社会适应上存在困难,甚至对学业也产生不良影响。例如,不能与宿舍同学和谐相处、不能冷静处理恋爱挫折、毕业后难以适应职业生活等。

 

一旦将会商制度政治化后,“思想偏激”仿佛天然地成为了进步的代名词,而学工、辅导员则被暗喻为固步自封的陈旧者。或者,从学工层面看,辅导员将商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对学生采取某些强制手段。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错误的。中国的特色在于做思想工作,但是思想工作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首先,信息化和网络化社会是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之一,也是大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原因和动力。在提供最新社会新闻和经济动态的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交锋的重要平台。而高校又是信息集中和各种思潮争鸣的前沿阵地。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将大学生置于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使得大学生不得不时刻关注着招聘动态,不断更新自己的职业规划,这迫使大学生对社会热点和经济变化必须越来越敏感。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有时候大学生因为生活中现实的问题压力很大,心中有怨气,然后看到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加之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难免有过激的反应。所以学业困难、经济贫困、学籍异动、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客观现实与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生活独立等思想性格有着紧密的关系。而非某些人认为的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注重引导,而非灌输,要尊重学生的隐私和选择权。一味的“灌输”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实际情况,反而往往被人诟病为“官僚气”。《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的共识。”在具体的工作中,引领就是要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要改变单向灌输模式,既要注重说服力与情绪感染力,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说出自己遇到的问题与想法,在平等、有序、民主的讨论环境中促进问题的解决。从北大的会商制度可以看到,学工组织也尝试使用专业的部门,诸如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来帮助解决学生的问题。这是十分可取的,但是在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不能够强制执行。同时,也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因为“被会商”而使得某位学生遭到别人的歧视。

 

再者,无论是过度政治化或者应对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会商制度都只能成为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危机应对。一所大学真正要做的乃是通过它的学风和学术熏陶,培养出具有理性思维和自由精神兼具的成熟的大学生。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当代大学生深受媒体的影响。现代传媒的报道需要“夺人眼球”,关注的问题也必定以“短、平、快”为主,自然无法展示一个问题的复杂性,所能起到的效果仅仅在于增添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压力与不满。同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影响到大学的学风,使其变得浮躁。大学只有通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和志愿者服务来培养一个大学生,才有可能使其在这个转型社会中健康地成长。

 

会商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帮助学生更好成长的计划,决不能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同于放任自由。无论穷二代或者富二代从高中踏入大学,再从大学跨入社会的过程中都会产生种种社会化的问题,马加爵和药家鑫的例子时警示着我们。会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更需要注重人性化,因为现在的大学生都是“成熟的未成年人”。

 

 

8 条评论

  1. 银杏树价格 说道:

    很好的博客,多学多看。

  2. 最有效减肥药 说道:

    8错8错,博主的博客真8错,学习中….http://www.daxuenews.com/ 博主有空也给指教一二。

  3. wxcd 说道:

    若学校将会商中的“思想偏激”调整为“思想偏执”,即可师出有名。

  4. 工作服 说道:

    讲得有道理

  5. 济南 说道:

    北大是好地方呀

  6. 匿名 说道:

    不满意!

  7. SEO 说道:

    乍一个被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