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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张翼星)

guo  2011.06.29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856

 

摘要:蒋梦麟不仅是蔡元培的得力辅助者和后继者,而且有其独特的胆识与贡献。本文在分析了人们逐渐淡忘他的原因之后,着重从他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关系,他在北大艰难建设时期的中坚作用,以及他的教育思想的特点,贡献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所大学,校长的作用,举足轻重。就北京大学而言,更因有“大德垂后世”的蔡元培校长而大显光彩。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北大基本传统的奠基者。但是,蔡元培在校任职十一年(19171928)中,因多次出国考察、出席各种会议,以及辞职出走等缘故,他实际在校时间不过五年多。他的基本思想的形成与贯彻,与前有开明先行者严复的创造条件,后有积极继承与发扬光大者蒋梦麟、胡适等人的鼎力相助、薪火相传,是密不可分的。

 

蒋梦麟在北大校长中,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于191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197月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长职务。1923年和1930年又两次被当时政府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1938年至1945年的西南联大期间,因设校务委员制,他任北大方面的校务委员。可见他在北大前后共26年,除去西南联大那一段,他主持北大校务,也长逾17年之久。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把这位老校长淡忘了。许多纪念性的活动与文章很少提到他,就在《北京大学校史》中偶尔提及时,也以负面的色彩呈现,一笔抹去他的积极作用与贡献,这是极不公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我想,大致有三个方面的“遮蔽”:1.相对地位的遮蔽。蔡元培在位时,蒋梦麟多以“辅佐”、“助手”的角色出现,而蔡元培的地位、贡献和影响实在太突出、太显著了,这便不能不在客观上遮盖或冲淡其他人的作用和影响。人们在高度评价蔡元培的历史功绩时,往往对蒋梦麟、胡适、付斯年等人的贡献有所忽视,这种状况既难以避免,也实欠公允。2.务实作用的遮蔽。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最卓越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相当完整,富于创新,并极具成效。蒋梦麟常以支持、贯彻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面貌出现,他曾任总务长,以实干、务实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闻名。蔡元培的思想光辉多少遮蔽了蒋梦麟的思想建树。3.政治因素的遮蔽。蒋梦麟有过参与国民党政治活动的经历。1928年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曾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45年至1947年他曾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8年去台湾,主要从事农业复兴和土地改革的工作。另外,出自教育和学术救国的视角,他不赞成学生参加罢课、示威等政治活动,认为这过多地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学业。但一当爱国学生受到当时政府的迫害或军警逮捕时,他与蔡元培一样,是尽力保护和援救学生的。而且他在北大主持校务期间,与国民党政治的瓜葛甚少,对待日寇的侵略,他的坚决抗日态度十分鲜明。1935年,日本侵略势力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蒋梦麟与梅贻琦等人坚决反对。他并坚持留守北平,主持北大校务。11月底在日军严厉威胁下,一次日军司令部约定与之面谈,蒋梦麟正气凛然,隻身前往应对,他勇敢而机智地回驳了日军的诱惑与挑衅。后来罗家伦对此评论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见回纥精神。”因此,总的来看,他是一位有独立精神品格的教育家、学者和大学校长。我们应当撇开成见,揭开遮蔽,如实地评价蒋梦麟在北大校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坚决实施和积极发扬者

蒋梦麟与蔡元培成为北大校史上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绝非偶然。二人同为浙江绍兴人,蒋在12岁入绍兴中西学堂时,便是蔡的学生。往后二人都把一生的大部精力投之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北大的建设。蒋对蔡的精神品格及其来源有深切的把握。1919年蒋梦麟在初到北大的演说中就谈到,蔡先生的为人,既有中国固有文化之优点,又受西洋文化之陶镕。他说:“蔡先生平时待人接物,大度包容。温厚可亲,但一遇重要大事,不肯丝毫改变其主张,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他看来,这是由于蔡先生把三种精神熔于一炉:1.温良恭俭让,具中国最好之精神;2.重美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3.平民的生活态度,相信和尊重别人,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有了这三位一体的精神,事业中的困难和危险便可排除。他指出,这种精神又来自学问,蔡元培首先是一位大学问家。所以他希望学生把学问当作莫大的任务。救国之道和增进文化之道,皆在学问,北大师生应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

 

蒋梦麟与蔡元培完全一致,把大学看作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学校之生命在于学术水平。因为发展科学,繁荣学术,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蒋梦麟说:“学术兴,则中国之精神必蓬勃发展,日进无疆。”因此,蒋梦麟总是把营造学术中心,作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标,他的工作,就是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为提高北大的学术水平而竭尽全力。1928年他提出振兴北大学术的大致蓝图是:输入西方文化;整理国学;注重自然科学。他并且提出了实现这一蓝图的种种具体措施。

 

为了繁荣学术,培育人才,就必须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这是蔡元培融合中西思想,在北大提出的最有深意和最见成效的办学方针,并为北大奠定了基本传统。由此,北大便成为不同学派鸣放和竞争之中心,蒋梦麟在1919年便预见到:“自蔡孑民执长北京大学以来,网罗国中新旧人物,主讲大学。……高屋建瓴,其势将弥漫全国,……,犹文运之澎湃全欧也。” 1923年,他又把这一方针表述为“北大之精神”,即“大度包容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指出,学术思想的自由,乃是欧美各著名大学中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又是从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推演出来的。而大度包容中的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正是蒋梦麟等人长期坚持这一方针,维护北大的基本传统,才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铸就了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几度辉煌,并在国内外发生重大影响。

 

蒋梦麟与蔡元培在大学理念和办学方针上保持一致,不等于二人在教育模式、学科重点等方面没有差别。蔡元培较长时期观摩、考察了德国柏林大学和洪堡的教育模式与经验;蒋梦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着重学习并考察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与经验。他们个人的经历与素养也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所推崇和吸取的方面是有差别的。在学科建设的重点上,蔡元培比较侧重于人文学科,特别重视哲学、伦理学和美学;蒋梦麟则比较侧重于自然科学,他认为20世纪是科学的时代,因而尽力发展理学院,希望以基本的自然科学为骨干,进而扩展到其他领域。在吸纳人才上,蔡元培招聘了大量人文学科的人才;蒋梦麟则大批招聘理学院教授,人数大约是文学院的二倍,法学院的四倍。在培育健全人格的方式上,二人都主张德、智、体、美育的全面结合,但蔡元培比较重视世界观和道德教育,并强调通过美育,陶治人的情感,因而侧重于人文精神方面;蒋梦麟也主张以理导情,使情与理在人性中和谐发展,但又比较强调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即侧重于科学精神方面。在管理体制上,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实行民主管理,尽力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蒋梦麟把这种主张进一步具体化,发展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他吸取美国一些大学的管理经验,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方针。原属各学院的教务和事务等工作,改由学校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各种事务的现象,使教授得以专心治学与教学。同时,他严格限制教师在校外兼课,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和积蓄学问。此外,北大在蒋梦麟的具体实施中于1920年便首倡了评议会(司立法)和行政会议(司行政),使众多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大改方针上发表意见,发挥积极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也许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差别,相辅相成的作用,使得北大的历史更加丰富多采、熠熠生辉。

 

二.北大师生历经沧桑、共度难关的重要支撑者

蒋梦麟代理或正式主持北大校务,主要在上世纪2030年代,这是北大校史上相当艰难困苦的时期,国家或值北洋政府执政,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或值北伐后的国民政府执政,极不稳定,且面临日军侵略的严重威胁。总之,教育经费短缺,又经常被官吏挪用,教工薪水长期被拖欠,基本建设资金难以筹措。身任总务长的蒋梦麟,东奔西忙,有时为躲避建筑公司的讨债,还不得不陷入仓促“外逃”至西山的狼狈境地。

 

在这种条件下,蒋梦麟处变不惊,沉着应战。他以善于办事而著称,他冷静而妥善地处理各种关系和事件,逐步解决各种难题。他深知“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知识的源泉。”他对北大有着很深的情结,愿与北大共命运、任劳任怨、甘挑重担。每日所思,皆如何建设北大的问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也绝不退缩,而愿与全校师生共同奋斗,“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绝不让他中断。”

 

尊重学术、尊重人才,是蒋梦麟主持北大工作的显著特点。在胡适、付斯年、丁文江等人的协助、配合下,他采取多种措施,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修建图书馆,实验室,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改善办学条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稳定教师队伍,并且多方吸引优秀人才,如理科的丁文江、李四光、汪敬熙、曾昭抡等,文科的汤用彤、徐志摩、周作人、赵乃抟等。同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还破格聘用了如吴晗、钱穆、千家驹等人。这样从20年代初至30年代,蒋梦麟与蔡元培、胡适、付斯年等人一道,艰苦地致力于北大中兴,使北大由乱到治,由衰至兴,逐步成为全国学术之中心。使北大人才云集,学术繁荣,推动教学与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教授的科研成果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处领先地位,并且逐年培养出大批高质量人才。蒋梦麟在这段校史上的重要作用与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蒋梦麟做事的一种基本风格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他曾对各学院负责人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可见他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胡适也曾说他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在《忆孟真》一文中,蒋梦麟谈到付斯年一次演说对北大主要人物做出评价:“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子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这当然是他们之间的某种调侃。他们四人都当过北大的校长或代理校长,都是北大校史上的重要功臣。应当分别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我们不能因高度评价蔡元培而完全忽视或淡忘其他三人的功绩。孤零零的蔡元培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

 

三.崇尚学术、张扬个性的大力倡导者

蒋梦麟校长既以“务实”著称,是否在教育思想上无所建树呢?不,他同时又是一位勤于探索,多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家。他在美国多年师从杜威,钻研哲学与教育,以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推动教育革新的文章,随后又任《新教育》月刊主编。1933年出版《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汇集从各个侧面阐述教育问题的文章。1943年在西南联大他以英文撰写历史回忆兼自传性的《西潮》一书,1947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1958年在台湾出版中文本。该书包含了他长期结合实践对教育问题所作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蒋梦麟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在美国学习、考察8年后回国工作,正值因中西文化激烈冲突而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主张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先进科学,同时他积极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他说:“中西两者融会贯通,如蜂酿蜜,蜜成即是创造出了新文化,花不见了。”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吸收力是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学说,就与西洋人文主义有相互沟通的方面,因而容易合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表现了中国文化自觉吸收西方思想的开端(过去的努力只限于政治和工业方面。)他看到:“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愈见丰富。”在他看来,我国的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虽不完全相同,但却是无法分开的。

 

从中西文化、思维的比较中,蒋梦麟着重探讨了中国人为什么未曾发展自然科学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的理智活动常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满足于乐天知命的生活,追求安定,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人的发明,也往往止于实际的用途,而不像希腊人那样去作原理原则的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从个别发现中归纳出普遍定律。中国人太重实际,缺乏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训练。这是发展自然科学的主要障碍。因此,蒋梦麟的教育思想中特别强调自然科学,强调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训练,试图切实改变中国人只重道德关系和实际用途的心理状态,“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从纯粹科学进而接触到新的思想方法,”使大自然不再仅仅是道德家或诗人心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纯粹科学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另一方面,认真整理和研究中国的学问,也会对现代科学和世界提供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所建立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虚等等,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所以,他认为,“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问题在于能否使二者“觅得中庸之道”,即和谐地结合。

 

所以他在1920年指出面向将来应做的三件事便是:1.全力注意输入西洋文化;2.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学,出一部北大的“国学丛书”;3.注重自然科学,尽力添置仪器设备。他认为在当今时代,只有学兼中西,才能把学问做好,他说:“讲中不讲西,终觉孤立。讲西不讲中,终觉捍格。能学兼中西,方知吾道不孤。”而且,他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所以他又说:“凡愈懂中国文化者,愈能懂西洋文化,愈懂西洋文化者,也愈能懂中国文化。”这也说明,越是在相互比较中,越能理解各自的短长与渊源。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亲密合作者、继承者。他们都十分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力主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制度,融合中西教育传统和经验,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二人可说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制定者。同时,蒋梦麟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又有其突出而独到的见解:

 

1.        教育是什么?

教育究竟是什么?这历来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问题。教育是不是一门科学或学问?有人认为,教育是一项工作、一项事业或一项职业,但他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因而不是一门科学或学问。蒋梦麟的回答是:教育是一门科学,但它不属于纯粹科学或基础科学,而属于实践科学或应用科学。它不能离其他科学而独立。

那么教育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他指出三个方面:

 

1)教育为全生之科学。目的在享受人生之完满幸满,或达到人类生活之丰富。(2)教育为利群之科学。利群是达到全生目的的方法,即儒家所说:“明德新民”、“已欲立而立人”。(3)教育为复杂之科学。教育以人生为主体,而人生不论个人或社会,均有繁杂的学科需加研究。

 

由此他提出的重要论点是:

2.教育以学术为准则

他认为学术是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基础,一个社会或国家之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科学、学术不发达。要使社会进化,首先就要提倡科学和学术。他指出我国传统学术的三大弱点是:(1)无系统;(2)太重应用;(3)太重古文字,知识不易普及。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改变这种弱点的方向是:(1)重视“论理学”(即逻辑学)和科学之方法;这是学术系统的基础;(2)提倡探究学问的精神上的兴趣。西方的种种新理论之发明,多出于精神上的兴趣,而不以实际应用为限。(3)革新文学。先求言文之接近,教育方能普及。

 

他认为,教育既为复杂之科学,必有赖于他种科学,有赖于这些科学的高等学术之发明。从中外教育史上看,大教育家必首先是大学问家。所以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今不先讲学术,而望有大教育家出,是终不可能也。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蒋梦麟本人始终把学术置于首位,尊重学术、尊重人才,这是他从事教育、建设北大最具特色、最为成功的方面,也是今日的大学校长和从事教育的领导者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3.教育对政治的态度。

教育很难与政治相脱离。但蒋梦麟认为,教育对政治应采取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态度,不能笼统地说“但管教育,不谈政治”。关于政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政党与政事,教育界不应当涉足与干涉,因为这类政治是经常变动的,若涉足于内,会影响教育和学校的稳定性;二是政论。这关系政治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辨明是非,主张正义,开展启蒙,养成民主政治之习惯,这是教育责无旁贷的天职。因此,他认为教育决不是培养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政党、政事之类的政治,终究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的历史陈迹,而学术、文化,才有恒久的价值。政治又可区分为维持现状者和从事改革者两类,前者是保守的,持这种态度的人很多,从事教育的人不必参与;后者是改革或革命的,则有参与的价值,因为只有经过改革才能推动社会前进。总之,蒋梦麟认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应当展望未来,关注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但却不能忘记自身的本职,是繁荣科学、发展学术。若不在学术上站住脚,那就不配谈什么改革政治。这些论述,现在读来,仍富于启迪和现实感。

 

4.教育的中心任务在发扬人的个性。

教育的对象是个人,个人不能离社会而生存。教育既不能离开社会,也不能离开个人。他说:“离社会则不能言教育,舍个人则更不能言教育。”他特别强调个性教育的中心地位。这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1).尊重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是要增进人类的价值。但社会由个人组成。社会要进步,必须有强健之个人。他说:“一社会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所以,他认为新教育之效力,就在于尊重个人之价值,养成有价值的个人,这是做人之道的根本。

2).发展个人特性。他说:“个人各秉特殊之天性,教育即当因个人之特性而发展之,且进而至其极。”这种发展个性之教育,他又称之为“人格教育”。所谓“人格”,即个人所固有之特性。这种特性“具独立不移之精神,其蕴也如白玉,其发也如春日”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灿烂的前景。个人有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必须养成负此责任的能力:“一曰能行,二曰能思。”即敢于肩负重担,勇往直前;能独立思考,生发新的思想。这就是人格教育之目的。

 

他经常强调,新教育就是要培养“活泼泼的个人”。这有三方面要求:1.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2.养成健全之人格;3.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

总之,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人天赋之特性,是蒋梦麟教育思想的核心,它体现在各个方面,是蔡元培“顺自然,展个性”思想的重要发挥,至今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此外我们看到,蒋梦麟在强调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人特性时,也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促进社会的进化;在涉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时,区分了不必参与和应当关注的不同方面;在阐述北大精神的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时,也重视弥补纪律和群治之不足;在实施学生自治时,兼顾“自”与“治”的两个方面,如此等等。可见蒋梦麟的教育思想在处理各种关系上的重要特点,是比较稳重、比较周全、因而比较能减少阻力,得以顺利实施。这也是蒋梦麟人生态度和思想方法上值得我们记取的优点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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