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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现实的经济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访谈(2)

guo  2011.06.29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447

二. 经济问题与经济学:在理论与现实之间

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经济学常识方面问题。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消费者是理性的,这个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老师:经济学分析一般建立在“行为主体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对这个问题质疑,主要是人们对“理性”这个词理解与经济学定义不完全相同。所谓理性,一般指人们行为主体在面临若干种行动方案时,会选择与他目标相一致的方案。因而“理性”是个中性概念:说特定经济行为是理性的,既没有说这一行为一定对,也没有说一定错;既不表示高尚也不代表卑劣。由于受到信息和知识约束,当事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所作的理性选择,事后可能被证明或被当事人意识到是错误的选择。“理性”的基本定义是,在存在一些限制条件的背景下,行为主体做出一个我认为能最大化我的目标的选择。

记者:但是在外人看来,很多行为似乎都是非理性的,比如股市“追涨杀跌”,粮农“卖跌不卖涨”现象等。

老师:“追涨”是因为投资人预期股市还会继续涨,“杀跌”则与股价继续走低相联系。粮农看似非理性行为也与市场预期有关。这都不能说他们当时行为是不理性的,关键是看怎么定义理性。理性的定义就是说个体独立地做出了一个认为对自身有利的判断。至于这个判断,从外人看是不是对他有利的,甚至他事后看是不是有利,都还可以探讨。“消费者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不是你的“理性”。

又如股市房市事后看过度炒作,不仅可能给“恶炒”造成损失,甚至可能对经济运行带来泡沫冲击,但是这都是从事后分析结果,特定“炒家”行为与他们对市场预期存在逻辑联系,因而他们行为并不一定违背经济学定义的“理性”含义。只是由于他们预期由于其知识和信息限制可能失准甚至发生错误,结果导致他们投资失败。如果这里炒作对社会负面影响或“负外部性”过大,可能需要采用特定措施加以监管,这些问题讨论与经济学理性化假设并非注定矛盾。

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学里的“理性”概念是中性的,我们日常语言有时会认为“理性”是褒义词,赋予其“科学”或“正确”的含义。这样人们会对经济学理性化假设提出质疑和批评。从更一般分析逻辑看,经济学分析主体行为“套路”是假定在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使自身目标最大化,这与理性化假说是一致的,虽然也不一定非得用理性这个表述。

记者:经济现象非常复杂,研究时总要忽略掉一些“次要因素”,这也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自然科学来说,很多时候可以严格证明简化模型的正确性,而经济学中被忽略掉的一些因素能否真的能被证明是不重要的?

老师:这个问题更重要,也更深刻。经济学既然是社会科学,就需要采用与其他实证科学类似的抽象方法,于是就有你提到的抽象是否适当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个经验性问题,需要结合特定情况具体探讨。从一般方法层面看,至少跟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跟对象本身基本特征有关。例如解释中国晚近30多年经济表现,或者解释早年东德西德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解释目前北韩南韩经济水平差异,当然会有很多复杂原因,但是对上述大量事实特征的简单观察,就会提示制度和体制选择的重要性。因而一个试图解释当代国别经济表现的分析框架或模型,可以抽象掉很多因素,但是不能没有制度选择变量。这个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方针提供经济学常识的支持。

二是你的研究立场和研究目的等研究主体条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各不同”,主体位置和相关属性也会影响模型选择。回到上面经济增长理论常识例子,除了制度因素外,人口结构、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比较优势、储蓄和投资、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甚至空间位置等因素都会影响经济增长表现,依据不同研究目标可以选择着重点不同的分析视角和框架。

可能存在若干个本身都能自成一体的理论和学说,经济学家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比较忽略或比较重视的因素可能各不相同。研究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增长表现,不能放弃包括产权制度变革的体制变量。但是美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时,制度因素影响应当显著不同。这不是说在美国制度因素不再重要,而是说美国过去三十年制度变化广度和深度显然无法与中国类似变革可比。美国基本经济体制相对稳定,因而研究其经济表现可以将制度看作给定,通过分析其它因素解释其经济增长。但是在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绩效时,也套用解释美国模型暗含的制度不变假定就不再适当。同样看起来类似的研究对象,研究者选择适当分析框架和理论时,要适当照顾特定国情要求。

记者:经济学是否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对研究模型和方法达成共识?

老师:物理学能做控制实验,所以竞争性理论观点比较容易通过争论得到确定结论,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当代经济学也有一个分支试验经济学,不过对大量与时间相联系经济现象提供的解释及其背后理论,毕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给出泾渭分明的检验。计量经济学通过采用多变量回归以及其他相关统计分析技术,也能提供对一些竞争性理论解释的检验工具。但是这些检验方法运用过程以及对检验结果解释,经常仍然会面临不同意见探讨和争议,甚至还会出现对相同计量统计分析结果得到完全不同解释的情况。经济学试图通过经验证据检验理论,但是有时会面临“解释经验证据本身需要理论”的认识困难。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其揭示真理的相对性成分可能要更多一些。

不过上述理解并非支持“经济学认识相对主义”或不可知论。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分析推论获得广泛经验支持并在职业经济学家中得到相当共识。例如食物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因而“恩格尔系数”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会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预测得那样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趋势,需求定理描述的物品相对价格与需求量反向变化,还有上面提到的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重要性等等。全面观察现代经济学发展,还是有大量通过研究和检验得到共识的理论和知识,证明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具有积极认识功能。

记者: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严谨,但经常面临市场前景等的分析;一项政策、或一个决定的做出,肯定也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预测。经济或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比如前些年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有没有可靠的经济学预测呢?

老师:经济学预测本质上是条件预测,建立在特定分析结构、方法和程序基础上,背后甚至可能有一套专家系统支持。由于选择理论方法和研究主体立场差异,学术界争论也一定会表现为预测观点争论。我这是指逻辑一致的符合科学规范的预测,此外市场上还会充斥大量有关未来的缺乏依据和信口开河的预测。由于未来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准确是相对的,失准则是绝对的。即使是学术界、主流机构普遍接受的方法,预测结果也可能与事后现实展开情况差得很远。你刚才讲到石油,十年前很少有人预测到石油会一百美元一桶。为什么?因为很少有人精准预知决定石油供求的一些基本变量和参数的变化,其中包括中国在新世纪初年快速追赶和崛起。

记者:您觉得没有人想到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世界没有见过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吗?比如,日本等国家都有过快速的发展。

老师:这个问题提得好。也是我们和很多经济学家正在研究探讨的问题。其它国家相对影响没有中国这么大,日本快速发展持续的时间也没有中国这么长。此外,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看衰中国”与“看好中国”的意见分歧大,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文化、意识形态等都与其他国家比较更具有国情特点。

关于中国的高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有研究专家开始高度重视。如高盛(Goldman Sachs作为一家历史悠久和研究实力较强的国际大投资银行,在2001-2003年完成几份研究报告,较早比较系统地表达对“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前景看好观点。但是现在看来,它们也还是显著低估了2003年至今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高盛报告对BRICS增长前景预测,建立在一个简单分析模型基础上。模型如此简单,以至于很可能无法在普通经济学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但是模型抓住了决定新兴国发展潜力的一些基本因素,简单反而有助于直指问题本质。这个事例或许也值得重视模型精巧性和技术复杂性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反思,经济学作为特定认识系统其本质功能究竟是什么。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学院派的问题。实际上,学术细化和提高技术复杂度代表学术进步,但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认识上偏颇。

记者:您写的《经济学原理》,是用中国的事例来阐述普适的经济学理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实践有没有对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有所创新呢?

老师:中国作为转型大国,其发展过程产生的大量经济现象背后具有重要理论含义。要通过中国现实和现象研究,来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知识,经济学界需要努力研究,深入思考。这是我们起步不久仍然比较欠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经济学者真是坐在经济实践和经验素材的金矿上,如果不知道哪里能够得到知识的“真金”,那只能说明我们水平不够或努力不够。

记者:您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中国经济现实特征表现吗?

老师: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宏观调控”就是现成例子。宏观政策在外国一般被界定为总需求管理,主要通过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管理总需求。中国现实差异比较大。名字就不一样。“宏观调控”一说,在英文就没有教科书现成概念能直接翻译过去。不仅有“调节(adjustment)”含义,而且有“控制(control)”意思。“调节”或可与市场经济机制兼容,“控制”可能与计划经济多一点联系。标准教科书找不到宏观调控概念,不是说这个概念不好。其实相反,这个词某种程度上恰恰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的现实。

记者:宏观调控,是一种有效的创新,还是一种错误的干预?

卢老师:不好贴标签。我在《经济学原理(中国版)》教科书写过一个专栏讨论我国宏观概念泛化现象。这是中国体制转型特定阶段现实折射到政策概念上的表现。从“现实的必然是合理的”角度看,宏观调控有其务实功能和现实合理性。但是实行二十多年,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宏观政策工具多样化和泛化的积极功能在逐步减少,弊端在增长。我们正在做一项“十年宏调史”研究,想结合晚近政策实践系统探讨这一问题。我觉得开放市场经济最终需要更多采用与市场经济原则相一致措施调节宏观经济,避免宏观调控微观化。“合理的才是现实的”。

记者:您对宏观经济学有很深研究,能不能谈谈哪些属于宏观调控问题,应该如何进行?比如房价过高、还有大蒜或绿豆涨价问题您怎么看?

卢老师:微观和宏观应当区分开来。市场里总会有某种产品,比如大蒜或绿豆之类价格涨得很高现象。因为它们产地集中,如果受到需求或攻击面特定因素变动的冲击,一定时期价格可能上涨。价格上涨会刺激生产,在开放条件下还会通过增加进口调节,最终供给增加促使价格回落。这也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供求的常识性道理。特定产品供求矛盾和价格变动,基本属于微观问题而不是宏观问题,应当尽量让市场机制进行调节。

记者:那么什么问题是宏观问题呢?像普遍关心的通胀问题,房价问题,政府应不应该进行干预,如何进行干预?

老师:什么是宏观问题?简单回答经济总量及其关系属于宏观问题。如果仅仅是单个商品价格如大蒜或绿豆价格上涨,那应属于微观问题。如果很多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涨,推动统计得到的一般物价指数如消费物价指数和GDP总价格指数(学名叫GDP通缩指数)显著上涨,那就属于总量问题或宏观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胀等宏观失衡问题,通常应当主要采用货币财政等总量工具调节,不应过多采用限制特定商品价格等微观干预手段调控。

对于当下的通货膨胀,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是投机造成的。从宏观经济理论基本常识看,通货膨胀包括房价持续上涨本质上还是个货币现象,实际上还是跟货币是否管好了有关。现代社会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管好货币是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之一,因而发生严重通胀政府首先要检讨政策得失,而不应把问题责任推到企业,商人或者外国人。单个企业和商人一般没有操纵货币供需的能力,对于中国这样大国而言外部环境变动对自身经济形势影响相对于自身基本面和政策作用总是第二位的。从新世纪初年经济和政策实践看,虽然我们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在管好货币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之处。在管好货币上下功夫,才是抓住防范和治理通胀的“牛鼻子”,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对通胀时“搬牛腿”的被动局面。

目前对于房价问题,大家倡导的解决办法还是限价、限购。限价、限购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这一定是个短期的东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搞明白房价过度飙升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经济生活领域中,投机套利是人们经济的普遍和持久倾向,在经济学分析范畴属于中性概念,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理性人假设其实是一致的。《史记、食货志》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古人也没认为投机趋利注定不符合一般道德规范。投机动机持久存在,房价走势时高时低,可见简单用投机过度解释房价缺乏说服力。在导致房价飙升甚至泡沫诸多因素中,最根本、最具有政策对象性含义的根源,是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政府没有管好货币。过多货币流动性要转换为保值增值资产,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房地产往往是最被关注的投资对象,房价飙升也成为困扰社会的挥之不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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