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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割据下的教育—— 北京关停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事件分析(程熙)

guo  2011.09.27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289

 

2011年海淀、朝阳、大兴24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在拆迁的学校中,海淀区涉及4所,均为不具备办学资格的自办校,涉及学生3000余人。朝阳区9所学校面临拆迁,涉及学生4574人。大兴区11所学校面临拆迁,涉及学生6500人。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农民日报》发文《打工子弟学校不应成为现实版的“马上封”》( 2011820003版)、《工人日报》发文《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不该发生的拆迁风波》(2011822004版)、《光明日报》发文《没了打工子弟学校 我们去哪上学呢?》(2011817006版)。从文章标题来看,这些官方媒体都表达了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被拆(其实无“迁”)事件的强烈关注。官媒尚且如此,一些网络媒体、论坛发帖更是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大泄对于政府强拆行为的愤懑。可以发现,公共事件在人们心目中往往是这样一种固定模式:强势的政府总是霸道的、没有道理的,弱势的民众总是委屈的、值得同情的,而作为看客的大众网民是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评价权的。但是深入强拆事件,我们又可以发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而是打工子弟的教育因种种利益的割据,而被任意阉割的无奈结果。

利益割据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政府的利益?是允许、默许或者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政府的选择往往来自于上级。随着上级政府对于管理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考核要求的改变,下级政府也不断变化自己的政策。

管理流动人口最紧要的政策是哪些?第一,城市人口的指标。北京人口的瘦身已经是一个愈演愈烈的现实:从关闭地下室出租屋、拆迁蚁族聚居地唐家岭,到对于买房购车的种种限购令,从每年户籍指标的锐减到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不能再考公务员,不一而足。所以通过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以变相地遏制流动人口进城,达到防止这些外来人口的二代扎根北京的目的。第二,财政压力。解决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人口,更加关键的是这笔钱谁来出。据官方报道,2003-2010年,全市财政用于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约为每年不到1亿元,但近年来北京市和区县财政每年用于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则超过10亿元。也就是说,区县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所承担的财政成本远远大于各上级政府。无怪乎那些乡镇政府这么有动力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了。第三,维稳压力和群体性事件的一票否决制。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政府从某种角度已经无法控制公民的日常流动。同时,大量报道和研究已经证实,一旦不处理好留守儿童和打工子弟问题,会对城市的社会治安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政府可以不为教育买单,但必须为城市犯罪和群体性事件负责。吊诡的是,将打工子弟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唯一出路。

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之间就会出现割据的现象。在打工子弟教育的支出上,市财政贡献远小于区县,且地方政府并没有动力为打工子女买单。所以,各区县一级政府通过少建、不建甚至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或是尽可能提高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准入门槛,已达到推卸自己责任减少财政支出的目的。此为上下级之割据。在工作职能上,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是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北京市教委对于学校的管理也有明确规定。但操作方面主要由乡镇政府具体负责和实施。由于没有上下级关系,教育部门的指令自然无法调动乡镇政府。此为条块之割据。最后,省与省之间的生均经费差异极大。如果无度接收打工子弟会形成“洼地”效应,外省来的流动人员就越多。此为省际割据。

除了政府之间的割据利益,打工子弟学校也有自身的利益。不可否认,开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中大有高尚之人,但也不乏龌龊小人。对打工子弟来说,有书可读肯定不是最差的选项。但在某些别有用心的投资者眼里,这些孩子们乃至学校本身都只是盈利的工具。根据《南方周末》报道:当公众把打工子弟及其投资人想象成弱势群体和被打压者的时候,殊不知其中已诞生了创富的奇迹。这些学校的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一些位于学校附近的游戏机厅也由学校投资方开设。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帮扶力量被校方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比如一位办学者讲述办学的辛酸可以催人泪下,而事实是他回老家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就超过了3000万元。

政府与打工子弟学校之间的利益割据形成了两种“应该越办越差”的教育逻辑。打工子弟寻求教育公平和高尚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政府“应该越办越差”的逻辑是:如果无度接收打工子弟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打工子弟学校则应和着说: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不必揣测政府和学校是否存在合谋,这种“越办越差”的逻辑却是各自利益下的最合理推理。流二代也只能沦为刀俎之下鱼肉,呜呼哀哉!

政府与学校之间存在着不谋而合的“默契”逻辑,本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毕竟是割据的利益,我不必为你负责,你也不会真心服从。割据的利益就迂回于两种“规则”之间,寻找某个平衡点。

其一叫“潜规则”,潜规则没有明文规定,是实践过程中的灰色地带。2006年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通知是一码,实际又是另一码,在规范与取缔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灰色地带。面对操作中矛盾的政策,下级政府往往处于夹缝之中。人口控制压力和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关闭打工子弟学校,而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则促使地方政府欢迎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以吸纳打工子弟接受正规教育。在“推”和“拉”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就形成了政府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奇特现象:转正一部分、默许一部分、关停一部分。

另一种则叫“明规则”。 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有“明规则”。《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对于学校面积和教职员工都有规定,只有符合这些规定才有办学资格。对待分流的打工子弟时,各级政府要求学生家长必须要有五证,即北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复印件。我仔细查了下如何开具这五证,方知其中的困难。开具“北京暂住证”需要房东的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外地人员的身份证,居住社区或村的居住证明,还需要片警签字的。如果是女性,还要原籍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最关键的是,办理时需要房东和流动人员都必须到场。开据“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时需要房屋产权证、住房租赁合同。开据“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时需要劳动合同、受聘合同、营业执照。而打工子弟的父母大多从事小商贩、回收旧货等第三产业,能够开出来这“五证”的寥寥无几。所以,一旦上面查的紧了或有限制人口的指标,原本办事效率低下甚至不办事的下级政府就祭出“明规则”这面大旗,严苛无比。

在上述分析下,重新看待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这个事件究竟是否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呢?非也。在利益割据的博弈体系内,各个利益主体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两种“应该越办越差”逻辑、两套规则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当然,利益割据也是有底线的,各个利益部门不会将“公”全部转化为自己的“私”,至少也要打出各种“公德”、“公益”、“公心”的口号,博得那些具有至高无上道德评价权的大众的信任和同情。毕竟政府和学校提供的都是作为公共物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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