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重新发现地理学,探索未来之路——访城市与环境学院黄润华教授(一)

guo  2011.09.27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552

 

摘要:从学生时代到教师生涯,从地理学科到环境教育,从农业科技化到国家发展规划,在这篇访谈中,黄润华教授结合亲身经历与研究领域,畅谈了自己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见解。黄教授还特别指出与分析了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其关键所在,使人深受启发。本文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老一辈的专家、学者的治学精神和对事业的责任感。

 

一、地理学与地理学教育

记者:黄老师您好!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现代地理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黄老师:现代地理学已展成为地理与人文、经济、社会的交叉学科,研究的范围非常广。过去地理系有自然地理、地貌、地图等专业,这些都属于理科专业;而经济地理,以及现在的人文地理等专业,都是更偏文科性的专业。实际上,文理的划分是效仿前苏联的做法,现代西方国家的地理学都是综合性的。我最近翻译的一些书,比如一本叫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涵盖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文理”都有。

记者:您是五十年代上的大学,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地理学专业?

黄老师:我从中学开始就很愿意学工科,因为觉得“工业救国”嘛。1955年考大学可以填七个志愿,我的前六个志愿都是工科院校,地理是第七个志愿。结果因为填报地理专业的人特别少,所以我就被分配到了地理专业。可以说,读地理专业是服从分配的结果,地理并不是我的首选。

记者:您上大学的时候,地理学专业是一种什么情况?

黄老师:那时地理教学与研究都偏重于自然地理学。因为当时社会科学类学科都会牵扯一些政治问题,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认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会受到批判甚至人身攻击。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研究自然地理,政治风险相对要小一些。

过去我们的教学传统是重视野外考察。当时每年都有实习,包括一年级、二年级的教学实习,三年级的生产实习。一年级实习时间少一些,也有四个礼拜左右,高年级延长到6-8个礼拜。像我们1958年的生产实习,是真正结合生产进行的。我当时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我们一出去就好几个月,跟科研部门及当地的相关单位一起做调查。我们是实习结合做论文,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记者:您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北大任教,当时也是分配来的吗?

黄老师:对,50年代都是统一分配,就像考大学,也是先填志愿,然后由学校来调配。我一开始填了四个志愿,前两个是研究所,后两个是学校,其实没有北京的志愿。我一开始不愿意来北京,但当时的政治辅导员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来北大,呵呵。

记者:您还记得当初刚来北大时的教学情况吗?

黄老师:当时北大地质地理系有个自然地理教研室,下面有个教学小组,教土壤地理。我们教学小组有两个副教授、两个讲师、两个助教、两个实验员,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我以前做过土壤调查,所以一开始就给一个教土壤的老师做助教。一开始我只是做实验,一两年以后开始讲课,但最初只讲一章,后来教学量慢慢增加,从讲一章到讲半门课,再到讲全部课程。

记者: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工作,您觉得自己在讲课方面有什么特点吗?

黄老师:说不上太大的特点,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教学。我这个学期还在上课,还是比较老的传统,以讲授为主,互动和交流不是太多。当然,现在的学生比过去活跃,有问题就打断来问;过去是粉笔黑板,现在变成PPT,教学方式上有些改变。

记者:上课之前您通常是怎么备课的呢?

黄老师:准备时间很长,即便是我教了很多年的课,也起码要花一天时间来准备。一方面把内容再熟悉一下,另一方面补充一些新的资料。平时做研究工作时也要想着课该怎么讲,要不断地积累新资料,讲义就有了丰富素材。现在有电脑更方便了,都放在电脑里,到时候再整理到讲义上去。

记者:您觉得在讲课方面,尤其是新老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黄老师: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对教学内容要有全面的掌握;另外,对一些基本概念要严格把握,不能含糊其辞。把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概念讲得清楚明白,使学生理解透彻,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老师在讲的时候,一要反问自己弄清楚了没有,二要广泛浏览一些相关文献,有多种观点的比较、启发。过去我们只能参考一些俄文文献,现在更多的是欧美文献。一些基本概念的获得要靠广泛的追溯,需要去查很多的文献。

二、土壤地理与精细农业

记者:您曾参加过土壤普查的工作,具体都是做什么呢?

黄老师:所谓土壤普查,包括土壤的所有方面,包括土壤类型、肥力状况、面积等等。在土壤普查中,我们需要按照统一的规格来采样,对土壤各方面的状况进行分析。第二次土壤普查后,国家已经建立了很大的样品库和数据库。

记者:土壤状况,如肥力或者微量元素的含量,跟土壤适宜种植的作物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吗?

黄老师:,您说的就是所谓的“土宜”,就是指酸性土、碱性土等都有各自适合种植的作物,土壤跟农作物生长有最直接的关系。

记者:中国的农民在种地时好像很少接受这种科学的指导。

黄老师:大部分农民在种地时还是凭借经验进行的。他们根据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能知道什么土壤种什么作物好。

记者:在引进新品种或杂交品种的时候,好像也不太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因为自然条件不适合反而造成损失的事例。

黄老师:这是咱们科学种田的意识和科技力量不够引起的,像美国农业的发展完全是靠先进的科技。原农业部农业司司长张世贤作为政府的战略专家,考察过美国的农业。美国每一个县都有一个类似于农业技术站的站点,每个站点有一到两个大学生(相当于我们的中专生),他们有本地区全部的土壤资料。在美国,当农民可以申请,可以先贷款租用一块土地,到农业技术站进行免费咨询。做好种植计划后,农民可以打电话请机耕公司帮忙耕地,请种子公司帮忙播种,请化肥公司帮忙施肥,还可以通过卫星遥感,查看农作物的长势及需不需要追肥,收割以后还可以咨询技术站,何时以最优的价格卖出去。赚了钱再偿还贷款。

这样看来,美国农民的概念和我们有些差别。就像把worker叫做工人那样,美国的farmer其实应该叫做农人。

美国这种方式才是真正的科学种田,而我们现在理解高科技农业,似乎还在农业机械化的阶段。

记者:现在都在讲“精细农业”,对于中国的一个县来说,实现精细农业有困难吗?

黄老师:现在每个县都有农科站,并且各地的土壤都有普查数据。我想,困难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有所欠缺,人才培养不能密切结合生产实际,现在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做这项工作都未必能胜任。另外,整个国家的技术支持也不够,往往存在普查资料不能落实到每个县农技站的情况。现在所有的资料和标本都储存在北京,而相关部门的数据处理能力、数据开放程度和远程访问能力也存在不足。

记者:国家做这方面的工作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会比取消农业税等措施要大得多吧?

黄老师:是的,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最近出现的一些农产品滞销,就是国家的指导性意见不够造成的。农民们看到今年种白菜赚钱了,就开始大量种白菜,看到种柑橘赚钱了,马上种柑橘,导致最后都卖不出去。这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又损害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种蔬菜只会造成一年的损失,而柑橘种了以后,好几年才能结出果实,这时候再锯了种别的果树,损失就太大了。前些年我在广州就看到满大街卖不掉的烂橘子。

国家对于农业的指导很重要。西方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它们也有宏观调节,尽量避免盲目的市场造成损失。农业由于生产与存储的特殊性,适当的政府引导更显得重要,刚才提到的美国为农业生产提供咨询的农技站就有这样的职能,它们会对市场做出预测,预测每年种什么作物比较好。

记者:美国的这种预测可靠性高吗?如果预测失误造成损失谁来负责?

黄老师:准确性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美国每年都有很多剩余农产品出口。政府会在宏观调配方面平抑一定的市场风险,再有就是他们的保险机制比较健全。我们国家农业生产指导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是预测系统与模型的复杂性,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完善的农产品调配机制和保险机制,没有人能负起这个责任来。

另外,公平地说,美国的自然条件比中国要好得多。中国70%都是山地、坡地,而美国是大平原,从洛基山以东,一直到阿巴拉契亚山,土壤特别肥沃,地下水也很丰富。

记者:但越是我们这种条件,就越该实现精细农业。

黄老师:对,是这样。农业土壤方面的专家,农大的一些教授,甚至农大的校长,都曾向高层提出过建议。现在地方政府对农业总的来说并不重视,因为农业对GDP贡献小,执行上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有的城市化进程,都是在优良耕地里扩展的。从历史上看,村落和城镇大多是在肥沃的农田中心发展起来的。城镇的扩展侵占了最肥沃的土地,于是人们会在边远的地方再开垦一些生荒地来补偿,这样,耕地面积保证了,但质量却下降不少,由丰产的土地变成了贫瘠的土地。咱们20亿亩耕地来支撑中国庞大的人口,的确是压力非常大,应该在农业作业和管理方式上更加科学合理。

 下一页>>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