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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可以为师–蒋绍愚教授访谈

guo  2007.09.13   名师名课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4,998

蒋绍愚教授学术小传  男,籍贯浙江富阳,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第三、第四届副秘书长。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曾多次应邀出国讲学或做研究工作。1981-1982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1989-1990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1991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作研究,1993年到捷克查理大学讲学。1995-1997任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1999年在奥斯陆挪威科学院作研究。2002.8-2003.1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3.9年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作研究,2004.9-2005.1在台湾大学任教,2005.4-2005.6在瑞典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作研究。

吴世英(下称吴):蒋老师,谢谢您能抽空接受我的访谈,我是来向您学习的。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还记得当初求学时的课程教学情况吗?

蒋老师:我是1957年入学的,刚好是“反右派斗争”以后,整个的政治气氛是很浓的。那个时候北大本科是五年,算起来有五年的学习时间,实际不足三年。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1960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下乡下厂非常之多,我们去过煤矿和农村。白天挖煤,晚上听老师讲课,半工半读就是一个学期。毕业的时候,算了算,大概一共学了二十多门课,只有一半的课是从头到尾讲完,另一半的课被打断了。这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大部分课程是那些名师教的。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教的,现代汉语是朱德熙先生教的,语言学理论课是高名凯先生教的,方言是袁家骅先生教的。他们都是很有名的学者,当时大部分是一级教授、二级教授。   现在回想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门课。第一门课就是刚入学时上的 “工具书使用法”,告诉我们人文方面的工具书有哪些?怎么用?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特别是古代一些工具书查起来很困难。上这门课的是现在历史系的教授吴小如先生,吴先生是一位很博学的学者。我们刚进校,虽然还懵懵懂懂的,但听了这个课,确实是终生受益。学人文科学的人,他碰到问题最需要查对哪些东西?怎么查一些基本的工具书?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打好了基础。吴先生既讲知识,又在课堂上实习。他经常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们该查什么书?怎么查?怎么在书里面找到正确答案?这种训练对我们能力的培养是很有益处的。
第二门课当然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力先生是大学者,他当时教汉语史。古代汉语是基础课,一般情况下,他不开本科生的课。因为1958年教学改革,王力先生正在主持编写《古代汉语》,就给我们开了这门课。王力先生讲课非常清晰,没有废话,一字一句都讲得很清楚,而且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知识。从来不枝蔓,从来不拉出去。老先生们各有各的风格,比方讲方言的袁家骅先生,论方言研究,他是全国的权威。但他讲课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天南海北地讲,提出一个小问题,可以岔到老远的地方去。有时候就讲遗闻轶事、和课程毫不相干的事情,当然听起来也很有趣。跟他相比,王力先生讲课就没有那些诱发你兴趣的虚头的东西,他讲课实实在在,一堂课下来我们脑子里清清楚楚。这样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另一门课是朱德熙先生讲的现代汉语。我们进校时是大专业方向,语言和文学还没有分开。那时,大部分青年都喜欢文学,包括我自己,觉得语言很枯燥没什么意思。特别是中学里学的什么主语、谓语、宾语,觉得头疼得要命。虽然是非常枯燥的现代汉语语法课,但是朱德熙先生一讲,我们就完全跟着他的思路走。他不是零零碎碎的把一些现象罗列在一起,而是一步步引导你思考,所以一堂课下来就是跟着他思考的过程。确实很多同学对语言没兴趣,但是听朱德熙先生的课,觉得一点都不乏味,而且非常有兴趣,这样一门课给我们的印象最深。

当然还有文学方面的一些课。现代文学是王瑶先生讲的,他也是名家。因为那时候讲课要突出政治,所以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解放区的那些文学作品是不能不讲的,而且是要作为重点讲的。但王瑶先生一带而过,他对这些没有什么大兴趣。真正讲到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有价值的那些东西,讲曹禺的戏剧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神采飞扬。我们听得非常来劲。

这些个性不同的先生们,不光是教我们一些基础知识,而且引导我们去思考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我后来的整个教学工作影响很大。这就是我进北大以后当时求学的情况。

:走上教学工作岗位以后,您是怎么样开展教学工作的?在当时的教学过程当中,学校有没有给您什么帮助?

蒋老师:我1962年毕业留校,头一年我给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上写作课,班上有很多同学年龄比我还大。第二年,古代汉语组缺人,就把我调去了,从此我开始教古代汉语。我学习教古代汉语,主要有两个环节:一方面,我去听那些比我资历深的老师们的课,看看他们怎么上的。这与做学生时候的听课,角度就不一样了。另一方面,我上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年长的老师来听,对讲得好的地方给予肯定,对不足之处,就提意见改进。我觉得,教研室同事互相听课对提高年轻老师的教学水平是很有好处的。

:听说教务部有一个老教授教学督导组,让老教授去听这个课程有什么问题,然后给一个反馈意见。

蒋老师:好像原来数学系的李志忠老师等人做过这个。我有一次开“大学语文”的时候,突然李老师进来了,他说:“我就是要趁你不知道的时候来听听,看效果怎么样。”

:这种措施跟过去相比,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蒋老师:李老师是教数学的,他从宏观的方面、从教学法的角度对我的课提出一些意见。如果是同一个教研室的,那么在具体教学内容上对年轻老师的帮助可能会更多一点。

:现在课堂教学比较流行追求趣味性,要把课堂搞得很风趣。但是古代汉语它是一种比较严肃的学科,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您在教学中是怎样来调和的呢?

蒋老师:课程的性质不同,教员个人风格不同,课堂教学的气氛也会不同。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老校友的一次聚会上,有人总结出中文系老师讲课有三派:“考据派”、“逻辑派”和“意兴派”。“考据派”着重讲一字一句或者一首诗的来龙去脉,材料非常扎实。听了以后, 知道了很多以前都不知道的东西,觉得很有收获。“考据派”采用那些非常严谨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逻辑派”实际上就是指朱德熙先生。他不堆很多材料,但是思考非常地缜密,然后引导学生随着他的思路一步步向前走。虽然没有哄堂大笑的那种气氛,但是大家觉得一堂课不知不觉地时间就过去了。“意兴派”是以林庚先生为代表,他讲课时神采飞扬,这一派特别合适讲那些文学鉴赏的课。

这三派都各有特点,都非常能够吸引学生,但是吸引学生的方法和路子不大一样。从语言教学来讲,我觉得语言课堂里,“逻辑派”比较合适,它的重点在于对语言进行分析。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感到厌倦而且感到听起来非常入神呢?就是要用自己非常严密的逻辑思考带着学生走。

:在您四十多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您有哪些体会是最深的?

蒋老师:体会最深?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看一个东西。这是评“名师奖”(指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注)的时候,上面要求写一份教学体会。我在文章中主要讲了《论语》中 “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两句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这两条是必须具备的。

如果没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就凭吃老本,五年前是这些东西,五年后还是这些东西,十年后也是这些东西,那学生肯定是厌烦透顶了。知识是不断发展的,老师必须要有知识更新,不断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这样你讲出来的东西对学生才会有吸引力,才会有意思啊!

不管搞教学还是搞科研的都要“学而不厌”,但是作为教员来说,你光是自己研究还不够,还要有一种“诲人不倦”的态度。我觉得,“诲人不倦”不光是你对学生怎么尽职的问题,还应该把它放到知识传承的高度。知识不是哪一代的人能够全部做好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延续发展当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知识才能不断地更新,才能逐渐地更加走近真理。因此,知识既然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下一代人对于学术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老师就要有这种使命感,就是我这一代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下一代来做。中国古话说“薪火相传”,这块木头上的火烧尽了以后,它再烧到下一块木头上去。这样子,火种才能不灭,才能永远地烧下去。要站在这样的高度上面来看待自己的教育工作,使学生不断地发展,整个人类的知识不断地延续,这才是“诲人不倦”的态度。从这个高度来看问题,我们就会把“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这两点结合起来。这才是做好一个教师最基本的条件。

:您指导的博士生论文,获得过全国的优秀博士论文奖。那么,您在指导博士生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能够给我们讲一讲的?

蒋老师:博士阶段的学习,学位论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不是说,一个学生进来以后,写出一个博士论文,他的博士学习就算完成了。整个博士生阶段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打下比较宽厚的基础,二是要具备自己独立钻研的能力。实际上,我一贯反对学生一入学老师就给他指定题目,指导他用全部时间来做这个题目,然后到毕业的时候,论文做得很漂亮,就交了差。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培养办法。因为,第一,太窄了。第二,这完全是老师把着他的手在做。至于学生自己独创能力的培养,就挺欠缺的。所以我主张,博士生第一年就是要鼓励他多方面地获取知识,基础要宽一点,像我们搞汉语史的,不光是要学汉语史,现代汉语也要学,一些国外的语言理论也要学。总之,要有很宽的基础。

平时也好,写论文也好,都要注重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选题目的过程就是学生独立研究的过程。他可以把题目选了以后来跟我讨论。如果认为这个题不好做,我会建议他再换一个,至于换什么,还是他自己去找。在他自己独立考虑以后,我可以给他提供参考意见。题目选定以后,还是需要他自己独立去研究,方向性的东西我可以指一指。比如,你做这个题目,有哪几个问题是必须要碰的,必须要解决的?或者在材料方面,你已经看到哪些材料,还有哪些关键的材料没有看到?哪些比较关键的观点你没有注意到?这些我会指给他,但是整个过程都要他自己独立思考。

:在思考的过程中,建立自己做学问的方法。

蒋老师:对。即使有些知识观点跟我不一致,我也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创造能力的。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只要你言之有理就可以,不一定跟老师意见一致。而且往往跟老师意见不一致的,倒可能是有新的见解,有新意。一句话,对博士生的培养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独立研究的能力,培养他创新的能力。如果离开这一点,哪怕一篇文章写得很漂亮,得到了这个奖那个奖,但是他的创造能力如果不强的话,那他毕业以后也不会有多大发展。

:您近年主持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重大项目“语言接触和汉译佛典语法比较研究–以梵汉对勘为基础”,您让博士生也参与这个课题吗?您认为这样的科研项目对培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有什么作用?

蒋老师:学生在做这个课题的过程当中,去摸索做学问的方法,选取语料,去独立思考,等于多一个实践的机会。课题和论文的关系,我认为是交叉的关系。这个课题跟他的论文内容不能完全无关,他又要做课题,又要做论文,忙不过来。做课题与通过写论文来培养他的创造能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让学生做课题的目的,不是把他们当成劳动力来使用,而是通过这个课题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您觉得,老师的研究成果对教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怎样才能把科研成果转化到教学中去呢?

蒋老师:一个不做科研的老师绝对不会是个好的老师,因为他的知识永远停留在老水平上,他不可能有前沿性的东西。比方说,我从1986年开近代汉语研究这门课,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我还写了一本书,如果照本宣科的话,二十年下来,我还用备什么课?直接上去讲就行了。但是一直到最近我讲这门课时,差不多每讲一次课,还要花一天多时间备课。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重新考虑教学内容,要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包括别人的观点以及我自己最近的意见放进去。我每次都给学生发新讲义,这与给上一届同学讲课时发的讲义会有较大的不同。我每次要在课堂上讲新东西,有学术界的新观点和我自己新的思考。即使有学生原先已经听过了这门课,如果他再来听一遍,他还是会有收获的。认真做科研的人,就是要不断把自己的、同行的新研究成果带到课堂里面教给学生。

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在科研中的具体思考过程教给学生。也就是说,他可以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走,去掌握方法。以后做研究的时候,碰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学生知道自己该怎么下手。我曾经在台湾大学讲了一次近代汉语课,那边有一个副教授,他自己也做研究,听了我一学期的课。最后,他跟我说:”我听你这学期的课,最大的收获不是那些观点,而是你的眼光,是你做学问的方法,从这里面我看到你对问题的判断。为什么你是赞成这样子的,为什么不赞成那样子的?对于问题应该怎么看?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搞科研的人,要教给学生的不是结论,而是得到结论的途径,得到结论的眼光。

:您先后到过国外的许多大学,像荷兰的莱顿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等。在您到过的这些学校里,您能感觉他们的教学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

蒋老师: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得很好。因为到国外去以后,我主要是讲自己的课,别的教师的课我几乎没去听过。所以说,别的教授是怎么教的,这个我还真说不上来。但是有一点,从跟学生的接触当中,我可以体会到一些国外跟国内的不同。我八十年代刚出去的时候,觉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外国大学生在课堂上比较活跃,而中国基本上就是一言堂,两个钟头的课,老师从头讲到尾,讲完了以后就下课了,学生很少提问。在国外的课堂上,老师经常讲到一半就会提问了,而且他不满足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他往往要问你多个“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也就是说,这种教育不光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以后,不是满足于具体的结论,他总是要追问个为什么?知道了“为什么”以后,他就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回国以后,我也是这么做的。讲课的时候,不光是讲解结论,而是讲一个思考的过程,着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另外,学生的个性也应该充分考虑。国外大学生的个性差别比较明显。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1989年去斯坦福大学教古代汉语,用英语讲课。当时学生不多,就五、六个人,有美国人、美籍华裔,还有日本人。一次,讲到《史记·项羽本纪》的时候,我用了一些别的材料来说明后代对项羽这个人有不同的评价。唐朝的杜牧写过一首诗,意思是可以卷土重来,不一定就败定了。还有一种看法是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说,这两种看法你们觉得哪种对?几个美国学生说,各有各的道理,项羽回到江东卷土重来也对;不回江东,自杀也对。可见,他们看到了事情的多元性。而那个日本学生说了,“照我们日本人的看法,绝对是按李清照的诗,失败以后,就自杀,绝对不会再忍辱负重,卷土重来。”这件事我印象很深,过了那么多年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说明,学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情的理解角度就大不一样。中国学生大的文化背景虽然一样,但是他们有各自的家庭,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相同。所以,如果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就能够使教育收到更好的效果。启发性的教学,要培养学生能力,应该注意到学生不同的个性。虽然课堂里面只能根据多数学生的水平来讲,但是如果课下有辅导,有学生提问的话,就要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和多种需求,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启发。

:北大的汉语语言学研究经过好几代老师的努力才达到现在这个程度,想要保持目前国内领先的地位,还要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您觉得在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蒋老师: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关于世代传承的问题。

:对,就是刚才您说的“薪火相传”。

蒋老师:像王力等老一辈学者,现在我们是不敢望其项背了。不过,对下一代从总体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他们受教育的环境比我们好。在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的状况。现在这一代,从念大学、研究生,到念博士,都是处在那种开放的情况下,他们跟国际学术界各方面的信息接触得更多一点,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他们肯定会比我们强。

:您对北大的年轻教师,在教学方面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建议?

蒋老师:如果说主观的想法,我觉得很简单,就两条。第一条,还是我刚才讲的,作为一个好的大学老师,你必须搞科研,你自己不站在学术前沿,这个课是上不好的,这个课是没水平的。

第二条,就是你必须真正把教学当成一回事。我也很体谅现在的年轻人,负担很重,压力很大,要评职称,发表文章,承担课题,这些都跟他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时间安排不过来,有些人往往就把教学排到最后一位,这样教学肯定做不好。我认为,教学是不可以敷衍的,不可以放松的。科研方面固然要做好,教学也要抓住不放,做出出色的成绩。

:怎么样让某些青年教师不用敷衍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呢?有没有什么机制来保证它?

蒋老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自觉性。就是对学生有没有什么责任心?进一步讲,你对整个学术发展,对“薪火相传”有没有高度的认识?如果有这个认识,你教学就不会掉以轻心,就不会采取敷衍态度。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成天想到的是提职称,写文章、发表什么东西,那么即使学校有再多的规定,恐怕也会见效不大的。

:蒋老师,再次谢谢您!给了我一次当面向您请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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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2007年7月28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文系

 (整理稿经过蒋老师审定)

2 条评论

  1. 东莞SEO 说道:

    在思考的过程中,建立自己做学问的方法。

  2. 济南 说道:

    能不能不写这么让人错想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