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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康国雄先生访谈(一)

admin  2012.03.27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5,143

编者按:作为民国名流的后裔,康国雄先生阅尽了世道沧桑,历经了人生磨难。康先生幼年时因为机缘巧合结识了蒋介石,因为举止大方,对答如流而深得蒋氏夫妇喜爱,有自由出入“委员长官邸”之方便。此段传奇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用心险恶之人利用,称康先生为蒋介石的“干儿子”,欲置之于死地。康先生在九死一生的困境之中,展现了惊人的智慧与勇气,不仅保护了自己与家人的人身安全,还保存下来部分珍贵的文物与资料。康先生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可参见其自传:《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

在本次访谈中,康先生以“教育”问题为主线,首先讲述了民国时期国民教育的基本情况;然后,康先生回忆了负笈南开、执鞭机械学院以至创办职工大学的曲折经历;最后,康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目前我国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表达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忧虑,并陈述了自己的建议。从康先生直率的言辞中,我们看到的是他挚爱国家的忧患之情和拳拳赤子之心。

一、民国时代的教育:学校、家庭与社会

1、私立学校:“取之于社会,回归于社会”

记者:您在《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一书中提到,您的父亲康心如先生(编者注:康心如,1890—1969,名宝恕,生于四川绵阳。早年加入同盟会,不久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参与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先后任上海民生图书公司、进步书局经理;1922年任四川美丰银行协理,后任总经理,在他的主持下,银行获得重大发展,并大量投资工矿企业;1937年被推为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后任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重庆投资公司经理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9年病逝。)有很多捐资办学的经历。捐资助学在当时的有钱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康先生: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当时的学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办的,比如叫几中几中的,都是政府开设的;另一种是私立的,比如巴蜀中学、南开中学等。私立学校在当时特别多,官办的相对来说比较少,还有个别的教会学校。这就能说明捐资助学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记者:私立学校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它本身会营利吗?

康先生:当时富豪办学校的目的,就是觉得有了钱就应该做一些慈善的事,而办教育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最大的慈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取之于社会、回归于社会”,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在捐款的时候,他们不会在乎社会的名声,因为我记得这种事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宣传的。因为家庭的关系,我本人知道王缵绪是巴蜀中学的董事长,也知道有另外一些资本家投了钱在里边,但这些事情普通民众都不知道啊,所以应该说不是为名;至于营利与否,能不能自负营亏,我不好一概而论,但据我所知基本上是不营利的,它主要是靠当时富人的捐款来运行。巴蜀中学是我父亲捐建的,他是校董之一,当时出现过很多次经济问题,父亲每次都要拿一大笔钱来维持。

记者:当时私立学校的学费水平、教学质量是什么情况?

康先生:具体的学费数额我记不清楚了,但比公立学校要贵一些,也经常会有一些同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离开学校。当然,老师的待遇也是私立学校要好一些。至于教学质量,各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太一致,但一般来说是比较好的。如果教学质量差,办来办去就没有人愿意来了,这个学校就要倒闭,这里面也有社会竞争的问题。学校未必营利,但教学质量越好,学生越多,富人们就越愿意资助,教师待遇也越高,各种设施也越齐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南开中学的教学质量最好,像巴蜀等学校是属于第二等的。

记者:当时私立学校能够存在并且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康先生:应该说是一种社会的需求吧。因为当时国民党不可能拿出大量的钱来办学,所以政府就积极提倡开办私人学校。那时候的教育实际上主要靠大众,靠私立学校的。

记者:国民政府的政策是怎样的?办学的手续困难吗?

康先生:办学手续很简单,只要你有一定的校舍,有一定的资质,政府审查属实,就能开办学校了。张伯龄到重庆筹办了一所中学,先叫南渝中学,抗战之后又开成南开中学了。他们当时就是买了一块地,然后很多人来投资,我父亲就捐了一个图书馆,叫“忠恕图书馆”,至今还在。当时的情况,只要你有钱、有人就可以办学,没有这个禁忌、那个禁忌。南开大学迁昆明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

记者: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政府有没有什么限制或指示?

康先生:限制应该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很有意思,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出来这个老师是哪个党派,是站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边的。我们的训育主任就是国民党,说起话来有点恶狠狠的;我初中二年级(1947年)的语文老师叫刘家树,在课上他经常分析“国共两党”的战争,后来他在巴蜀发展了一个地下党支部;初三的公民课是黄清华教的,他讲的“公民课”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社会发展史,从猿变人…等等”,他在课上就是讲共产主义的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的限制并不是很严格,老师都可以借课堂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当然不止是共产党,好多党派都在学校里活动,例如我们的周校长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当时比较复杂,也比较自由。而且,比如我要组织一个社团,只要把报纸贴出来,发表个演讲,这样就可以了,没有谁要让我登记,也没有谁要管我们。别人说我的组织能力强,我觉得这还得感谢国民党,因为它能敞开学校,让我在那里搞很多活动,光社团我就组织过四个。我早期成立的社团叫“中国青年铁血同盟社”,名字很吓唬人。事实上也没搞多久,我记得只出过几 次壁报,还组织了几次球赛活动。因为我当时佩服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所以51年我进了南开大学以后,天津市公安局设了一个专案组,调查我所谓的“第三党”活动,到“文化大革命”后在我的结论中还提到所谓“第三党”问题已在53年做了结论。后来我一想到这事就好笑,一群孩子的言论上升到这样的高度,真有点滑稽。

2、家庭与社会教育:“知礼义,明廉耻”

记者:您在书中还提到,父亲对您的家教很严格,所以您也就丝毫没有大户人家的骄横之气。这在当时也是普遍的现象吗?

康先生:应该是。在我的同学中间,有很多军阀、军官的孩子,也有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但同学就是同学,没有谁会问你父亲是干嘛的。那些特别有名的,像王缵绪的儿子,谁都知道,他爹是巴蜀中学的董事长嘛,但也没人拿他当回事儿。我对现在这个社会很不能适应,一来就说家里是干嘛的,有多少房、多少车。我们那时候只有个别没文化的暴发户才比较张扬,现在感觉怎么那么多暴发户的思想。

父亲不允许我们乱花钱。中学的时候,每个月都会有一些零花钱,但那时货币贬值,法币、金圆券、银圆券什么的比较乱,所以数额我记不得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妹妹考上了北大,我考上了南大,家里就商量一个月给多少零花钱。我有个姐姐是共产党,她说现在干部的月收入是150斤小米,相当于30块钱,就这样,从1951年入南开大学到1955年大学毕业,我和妹妹每个月的花销就是30块。我父亲有一个观念,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如果坏就是坏在钱上。平时我们买书、买笔都要给他汇报,说要买本什么书,该多少钱,他听完了觉得该买,就另外再给一点钱。

我父亲在四川抗战前已经是有名的资本家了,他在重庆汪山修了一所房子,我认识蒋介石就是在那里。我们的房子很大,有两个院、两个花园,但没有围墙,没有铁丝网,也没有保安。我和妹妹在汪山上小学的时候,要翻一座山才能到,我们两个天天早出晚归,也没有人接送我们。虽然是战乱时期,但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得很,至少重庆是这样。你看现在,门外面还要装个铁门防盗,我觉得这个时代太不可思议了。我老在怀疑,以这种社会走向,以后会是什么样?

记者:在学校之外,培养孩子无非就两方面,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社会教育。现在的孩子似乎很难再受到良好的家庭、社会教育的熏陶了。

康先生:是这样的。知礼义、明廉耻我从小就学到的,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句话,就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家必亡”。我在国民党的时候学到了“礼义廉耻”,现在有几个人讲礼义?更不要说讲廉耻了!国民党再不好,至少它教我一些孝道的东西,一些做人的道理。刘再复(编者注: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曾经在凤凰卫视讲过“贵族精神”,讲的是英国、法国的贵族精神的传承。我就想,中国的贵族在哪儿?我觉得从前是在农村。因为在古代,即便是当了宰相,最后养老还是要到农村买田买地,那些大官就把“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带过来了。建国后不问青红皂白把地主全消灭光了,也就把中国的文化礼仪全破坏了。也许我这个思想有点“反动”,但是事实。还有,最早的企业家最后也是被弄得一无所有,而后来新建立的国有、公有制度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已证明是失败的,整个社会体系的破坏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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