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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康国雄先生访谈(二)

admin  2012.03.27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655

记者:非常感谢您更正了我们一些对“旧社会”的错误认识。下面想请教您一些关于自己从教经历方面的事情。您是在1951年到南开读的大学,可谓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之一了。现在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或课程吗?

二、新中国的经历:从大学生、教师到校长

康先生:在我的书里,我只提到了傅筑夫(编者注:傅筑夫,1902-1985,中国经济史学家,河北永宁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36年到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史;1939年回国;1947年秋,傅筑夫到南开大学任教,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老师,还用了他的一张照片。大学四年的33门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记得有一次,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我们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傅老师那时候已经到了北京经济学院,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们还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连马克思的书都没好好读过!马克思早就说了,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达,它的债务就越多!”他还拿出《资本论》,翻到原始积累那一章中的一句话给我看,这是马克思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傅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抄录资料。我曾请教他怎么搞研究工作,他就跟我讲:“你呀,看书碰到有关经济类的材料就要抄!”(编者注:即做读书笔记,与学术抄袭不是一回事)。比如说《红楼梦》里的也有一些经济类的内容,如农民每年向贾府交纳的农产品也有经济价值,说明当时的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关系。都是可以抄下来做研究,抄了之后他就分类整理。他家里原来有几大皮箱的资料,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都散失了。前些天我还建议他的儿女把他剩下的材料捐给北大,我已在去年把我父亲在文革中所写的一些资料如“我与报”写他早期办报的经历,“忆心孚兄”回忆参加同盟会的长兄等等,都捐给北大图书馆了。这件事我也是考虑了很久,但觉得无论是什么政权,北大都不会关门吧,这些历史材料还是能保留下去的。

记者:您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就到北京工业管理学校当了老师,甚至还讲了一门没什么基础的课并获得学校好评。在您看来,新教师如何才能把课教好?

康先生:我讲的课那门课是“经济地理”。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懂地理,因为当时很需要人,而我这个人敢想敢干,就让我上这门课了。那时候上海市在哪个省我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我上海在哪个省,我答不出来。我就说你自己查吧,不给你说。这就很丢人,但我确实不知道上海是在浙江还是江苏,因为我对地理根本不懂。

我觉得我有口才,这是我的一个长处,加上非常用心地准备,内容充实,学生爱听,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学生没兴趣,你再知识渊博、逻辑严谨,恐怕教学效果也好不了。我就觉得,对于年轻老师来说,应该给他们一个培养的机会,起码得让他们有一段备课的时间,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记者:在教育上您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在1978年从无到有创办了朝阳区职工大学。您是如何开展筹建工作的?

康先生:当时的职工大学是一无所有,没有楼,没有教师,更没有教材。怎么办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详细方案,但我当时抓住几条重点,首先要建设一套教师班子,要请十几个高水平的人来。按现在的说法,当时“硬件”虽然一无所有,但在“软件”上有三个比较好的条件:一是当时的书记叫任天尉,他相信我,叫我放手去干,各方面给予支持,这是最大的优势;第二是我把当时北京机械学院工业经济管理系的副系主任周启鸿请来做顾问,一整套教学计划都是他帮我弄的,而且也推荐了很多老师;第三是机械学院迁到了西安,但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弄乱了,有的人挨了整,心灰意冷,很多人不愿意去,就留在了北京,我就有机会再把这一批人请出来。

当时不像现在,请人出来工作,不是工资待遇这么简单,可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文革刚结束,很多人心存疑虑,要拿出最大诚意。记得请这些老师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教高等数学的马万若老师。她是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机械学院基础部的书记,教课的能力很强。因为在当书记的时候得罪过人,文革的时候遭到了报复,腿都被打折了。她就说自己上岁数了,腿也不好,就是不答应。我多次做工作,还请她信得过的老先生动员她。那时学校里有个破面包车,这是职工大学唯一的财产,我就答应每天用车去接她来上课,这样才把马老师请了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机械学院有一个 “魏、杨、高、樊反革命集团”。我把其中两位老师,教政治经济学的樊老师和教哲学的高老师都请到了职工大学来任教。他们都是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因为他们确实有真才实学,我就不管这些,让两个“反革命”到职工大学教课。他们机械学院曾经开玩笑说,“机械学院没有落实政策的人,康先生给他们落实了”。我就是这样,能做到“用人唯贤”,绝不考虑那些政治、政策的因素。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过去的教材被否决了,新的又极度稀少。我听说天津财经学院编了部分教材,通过周启鸿写信推荐,我就到天津去联系教材。到那里之后,人家说教材都开始印了,你拿纸来一块印吧。我就赶紧在天津找同学,他给了我几令纸(至少有100斤),我用自行车连推带骑走了20多里路,把纸从城里运到郊区的工厂,我们的教材问题才解决了。

我认为在学校无论何级领导最好自己上讲堂,这样才能理解教师的疾苦和教学中的问题,所以我在职工大学负责了很繁重的行政工作,仍然要求自己上讲台,我讲的课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篡改的乱七八糟。所以1978年我讲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没有一本正规的像样的书,我把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教本找来,重新编制了一本我认为是比较像样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在职工大学早期的政治经济学都是我编写的、打印出来的讲稿,发给同学做参考书。有时忙的上课前才把教材打印出来发到学生手里。

另外,我为了后继有人,我从朝阳区职工大学高中毕业生中选了几个人,通过关系和吉林工业大学说好,把他们送到那里在工业管理经济系学习两年,回来做我们今后的教师,又从我们职工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优秀的毕业生留下来做教员,再到一些大学去挑选一些毕业生来校任教,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十来人的年轻的教师队伍,可惜87年我到香港定居离开了职工大学,我知道现在这些人很多都在不同岗位上负责领导工作。

我把机械学院的教务科长请来(已退休),建立了一套适合于大学的教务科的工作。所以朝阳区职工大学从教师、教材和教务都是按正规大学设置的。80年代初在北京市验收成人教育时,朝阳区职工大学成为第一批合格的成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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