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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学术传统,完善学科建设——访历史系林被甸先生(一)

admin  2012.03.28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650

摘要:林被甸先生是北大历史系的老教授,主要从事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还当过北大图书馆馆长。虽然退休已十年,但林先生一直关心北大的发展和历史系的学科建设。林先生认为,北大的魅力在于老北大人一脉相承的治学精神与学术传统,今天需要很好地理解与吸取传统精神才能使北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林先生还对拉美史研究人才的萎缩表示了忧虑,因为这是一个有重大研究意义和现实需求的方向。本文根据对林被甸先生的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一、追忆与展望:让历史告诉未来

记者:非常感谢林老师。您是老北大人了,今天想请教您一些关于历史教育和学科建设方面的看法。上世纪50年代您为什么要报考历史系呢?

林老师:当时我报考历史系应该是受了中学老师的影响。我的中学历史老师,是浙江之江大学(1952年并入浙江大学)毕业的,他经常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些爱国主义、国际问题的报告,让我感到历史有种特殊的魅力,认为其它的专业都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只有历史学是帮助全面了解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就逐渐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和爱好。

记者:您来北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各种政治运动特别多。能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林老师: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1952年院系合并,北大历史系集中了北大以及来自清华、燕大高水平的老师,系主任是翦伯赞,师资队伍兵强马壮,一派兴旺。当时北大本科5年制,仅中国古代史的课差不多延续了三年。先后给我们讲基础课的有张政烺、邓广铭、齐思和、周一良、张芝联、田余庆、许大龄和罗荣渠诸位先生,可说都是顶级的学者。可是,这些老师们在后来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邓广铭先生给我们讲授隋唐史,他提出治史要掌握“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不久发动的“红专大辩论”运动中,他的“四把钥匙”就作为重业务、轻政治的典型遭到了批判。你把治学的“钥匙”都丢弃了,又如何打开学术殿堂之门呢?最后受损失的是我们学生。

有意思的是,同学们毕业后各奔东西,后来大多都成了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他们说,回过头来看,自己几十年来学术上能取得一些成就,靠的还是从北大老师那里学到的治学基本功。批判归批判,可老师们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已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了。的确,正是大学时期,尤其是刚进北大的头几年,专心致志地读了几年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北大的魅力与希望:优良的学术传统

记者:您毕业后留校任教,有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生培养经验。您觉得怎样才能当好老师?

林老师:毕业留校在北大工作了近40年,我的确很喜欢教师这个工作。如果说我在教学上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主要还是受到了历史系一贯的治学传统的影响。这个传统的核心一点,就是必须让学生受到做研究工作的基本训练,掌握治学的基本功。现在有些学生论文写作不得要领,问题主要在于没有掌握好基本功。

记者:那您觉得做研究的基本训练应把握哪些主要环节和注意事项?

林老师:我搞的是世界史,接触较多的老师有周一良、张芝联、罗荣渠等先生,罗先生是我专业导师,影响更大些。根据他们的教诲,结合自己研究工作中的体会,感到做课题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你得先发现问题,抓住问题,才能去做研究。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前提。所谓问题意识,就是要找到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重复别人的工作在学术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有些论文“论”不起来,提不出独到见解,首先就是因为抓不住问题,结果不是自言自语,就是人云亦云,那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大忌。

另一个重要之点,是必须掌握充分的资料。前面讲的邓先生的“四把钥匙”,就是帮助你解决如何搜集和处理资料的问题。我们历史系最讲究原始资料,因为经过别人的解读,就会带有个人的思想倾向甚至偏差,不能作为研究的基本依据。第一手材料是解决问题的源头,但第二手材料并非不重要,特别是最新的研究成果,用罗荣渠先生的话说,“你得摸准人家的肩膀,要不怎么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把握他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是简单摘引几句话就行,你得了解作者观点的来龙去脉,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搞世界史涉及多种语言问题,又多了一层难度,自己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最近参加一次校外博士论文答辩,也是一所名校,作者精通多种语言,文章资料很丰富,文笔也很好,被一些评审者誉为“优秀之作”。可是一核查,我发现文章的一些重要论点都是别人的,作者不过是利用自己的文字优势,把别人成果加以综合而已。最后,经过答辩作者也认识到,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写起文章来,只能一路跟着别人跑,提不出独立见解,更谈不上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了。

记者:您所熟悉的老先生,在教学和做学问方面还有哪些典型事例?

林老师:我的导师罗荣渠先生,他学术上的探索和创新精神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刚着手研究拉美史时,正碰上了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中国人远在哥伦布之前,最先发现了美洲!这是200年前一位法国汉学家提出来的,在国际上立即掀起了肯定和否定两大派激烈争论的热潮,经久不衰。而国内学术界几乎步调一致,同声肯定,其中有鼎鼎大名的学者如章太炎、朱谦之以及时任《人民日报》总编邓拓(马南邨)等。当年罗先生尚是北大一名年轻的讲师,他在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交论文,独树一帜,提出否定意见,向权威们挑战。他的论文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以缜密的考证、严谨的推理和独到的见解,获得学界赞誉,反响热烈,从而改变了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在“美洲发现”问题上一边倒的倾向。他在北大最早开设了拉丁美洲史课程,成为中国拉美史学科的奠基者。

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鼓舞下,他以花甲之年,又开辟了一个史学新园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他创造性的新探索,为开拓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做出了重大建树。科研上不断取得的新成果,成为他教学中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先后开设的课程达9门之多,系内系外学生争相前来听课,使一时门庭冷落的历史学变得热闹起来。

另一位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侯仁之先生,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上世纪50年代刚进北大时,他给新生讲“历史上的北京城”,让我第一次领略了北大教授的风采。然而,让我真正感受他的非凡魅力,则是几十年后我任北大图书馆长,随同他一起接待台湾学者的时候。一次,北大和台湾大学图书交流座谈会上,侯先生作为北大教师代表被邀出席。当时,两岸交流刚刚开始,他对于初次会见台湾客人,不免感到有些拘谨和紧张。没想到台湾学者对他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一一行施大礼。接着,台湾著名学者纷纷慕名前来拜会,并几次安排请他赴台讲学,终因侯先生年届90行动不便,未能成行。然而,台湾方面却做出一个惊人之举,把原本计划在台举办的讲座,易地北大,将50名听众空运来京;如此规模的海外专家学者联袂晋京,只为聆听老先生的一堂课,我想这在北大乃至中华教育史上,必定闻所未闻。

记者:过去这些老先生独当一面的时候,实际上也并不老,有些甚至还很年轻,就开创一片新的学术领域。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林老师:根本还是在于北大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所谓北大学术传统,我以为包括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就是一方面要保持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另一方面它又是开放的,积极吸收时代的新养料,坚持不断的创新。不过,民族传统是我们文化的根,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罗荣渠先生之所以能够在美洲史研究上开拓创新,又对现代化研究做出重大建树, 正在于他具有老北大人的坚实治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基础。侯仁之先生首先也是因为他具有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深厚根基,进而运用西方自然科学方法,把“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成为一代宗师。邓广铭、周一良、侯仁之、田余庆和罗荣渠诸位先生,或者是从老北大过来的,或者在北大任教多年,他们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与上一代的北大人胡适、陈寅恪、顾颉刚先生们是一脉相承的。

国有“道统”,校有学统,教师无疑是一个学校学术传统的承载者和传授者。北大学术传统成为源头活水,不断得到传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学人。所以我认为,北大的领导要想把北大搞好,就需要很好地理解北大的传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非是要把中国的大学办成与西方大学一个样,其真正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对学校固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大至一个学校,小至一个系,一个研究中心的建设,莫不如此。在我工作期间,前后所接触的校领导,我个人感到比较有教育思想的是王义遒副校长,尽管他是理科出身,但对人文各学科也能够听取意见,尊重学术规律。有些校领导尽管忙忙碌碌,但似乎难以与关心北大发展的老师们想到一块去。没有真正理解北大传统,又如何能够治理好北大呢?

2、成绩与问题:历史系现状

记者:就北大历史系而言,目前学术与教学情况如何?

林老师:这就要说到当今新一代的历史系教师了。我退休多年,很多情况已不大了解了,可最近有一件令学界共同关注的事。年初,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网上公开课,第一批从各校遴选20门课,代表北大的是由邓小南、阎步克主讲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我平时很少上网,这次公开课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跟着进度听了多讲北大的课,也浏览了其他高校的课,感到北大历史系的课讲得好,很有特色。讲座以政治和文化为主线,从宏观角度,系统展现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主题突出,视野广阔,内涵丰富。而且,尽管讲的是千百年以前的历史,却很有现实感、时代感,富有启发性。这不禁让我联想起自己当学生时听邓先生、田先生讲古代史的情景,不同的是,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是我的学生辈,与当年相隔已半个世纪,但是,听着他们的讲座,让我同样感受到历史学的特有魅力而被深深吸引。究其原因,正是今天年轻的新一代,切实地传承了历史系老一辈的学术传统和治学精神,并站在当今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这也可以解释这次北大讲座广泛受到欢迎的原因。这次推出的公开课,林林总总,涵盖人文社科乃至新兴科技多个方面。高校各显神通,力图奉献各自最优秀的成果。然而,却是平时受到冷落的古代历史,收视点击率一路飙升,人气最旺,广受好评。网上公开课推出不久正逢春节,于是,今年老同学电话贺年多了一个话题,他们谈起公开课,都无不为北大、为母校历史系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们中有的就是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专家,评判更有权威性。

记者:北大历史系在文革中也经历了磨难,目前这支教师队伍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林老师:这又得从邓广铭先生说起。十年动乱,北大历史系是重灾区,教师队伍损失惨重。1978年,邓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临危受命,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花大力气做的一件事,就是充实历史系的教师队伍。他从全国物色人才,陆续从校外、系外调入专家学者,如王永兴、吴荣曾、吴小如诸先生,在本系则大胆启用因不幸政治遭遇被长期冷落的优秀人才,如张广达先生,大大增强了师资力量。人才培养方面,邓先生还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了中古史研究中心。在77、78级的毕业生中,有不少非常优异的学生,但限于教师编制,不能都留下。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为历史系建人才“蓄水池”,他亲自筹划操持,设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这是老先生以非同寻常的战略眼光,为历史系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老先生们的精心指导下,这些年轻人刻苦攻读,潜心研究,其中,阎步克几次放弃出国机会,安于清贫,照原定计划矢志苦读做学问的事迹,更为人所称道。几年下来,研究中心成绩斐然,成果累累。历史系今天,有这样一支以阎步克、邓小南、荣新江等为骨干的优秀中国古代史教师队伍,能够推出受到如此好评的网络公开课,可以说,这正是当年老一辈殚精竭虑、辛勤耕耘结下的硕果。

历史系其他两个专业,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有长足进步,与中国古代史专业一起,三大专业皆列入全国重点学科,这乃是几代人的努力,来之实为不易。

记者:您觉得北大历史系学科建设中存在什么问题或不足吗?

林老师:是的,的确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个是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人文学科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前些年教育部搞学科调整,把历史系所属原为一级的学科降格为二级,北大校方又进一步紧缩历史系的编制,从邓先生那时108人,压缩到目前60余人,砍掉近半,职称也受到很大控制。这等于给我们历史系,穿上了一件又一件的“紧身衣”,自然会造成发展的困局。如果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会有邓先生当年的“人才储备库”吗?会有历史系如今的新局面吗?这一点是很值得今天的领导们认真思考和总结一下的。

另一个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成了一个薄弱环节。早在上世纪中叶,周一良先生首创亚非史教研室,杨人楩、罗荣渠先生放弃大国研究,专攻非洲、拉美,开辟新领城,招收研究生,北大也成为全国最早全面开展亚非拉地区和国家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高校。后来活跃在各高校和社科院各院所的相关专业人才,很多都是从北大历史系培养的。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强调“热点”,忽视“冷门”,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不断受到挤压。杨人楩先生去世,后继者郑家馨老师退休,在历史系非洲史研究一时成为空白。拉美史在罗荣渠先生去世和我退休后,连续十余年停招了博士生。这些被视为“非主流”的学科,人才凋零,一落千丈。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昔日的世界边缘东亚、拉美乃至非洲相继崛起,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却不断萎缩,两相对照形成明显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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