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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重建民族主体文化——访哲学系楼宇烈教授(一)

admin  2012.03.28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5,441

摘要:楼宇烈教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三家,均有深入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楼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智慧在现代文化、文明的建设中仍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能够解决困扰当前人与社会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楼教授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道德实践特征,倡导以传统文化为基础,重新诠释而成为我们民族的主体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繁荣,并在对外交流中体现自身文化价值与文化独立性。楼教授还对儒家的“孝”,佛教的“苦”、“空”、“轮回”等概念进行了通俗的解释。

一、教学工作:阅读原典,注重读书能力

记者:楼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是老北大人了,又多年从事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我想“哲学”本身是有比较强的“政治敏感性”的,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改革前后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有什么影响?

过去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过外在的限制?比如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

楼老师:有的,不管是研究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观点要比较鲜明。尤其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必须清楚地区分精华与糟粕,像糟粕中的“为剥削阶级服务”、“为封建政权服务”这些都要强调出来。那时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环境下,特别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自然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需要别人强迫,自己就会很自觉地在研究中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

记者:在学术研究中,您及当时的学者对这些要求有过某种抵触或怀疑吗?

楼老师:那肯定有,因为独立思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那时候强调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进步的、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而唯心主义则是落后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于这一点,很多老师是不认同的。1956、57年的时候,有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讨论,我们当时的系主任郑昕先生,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开放唯心主义”的文章。当时贺麟先生也说过一句话:“你可以跟老婆离婚,但绝不能跟唯心主义离婚。”当时很多人觉得唯心主义并不是可以一笔抹杀的,尤其在精神生活方面。还有冯友兰先生提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对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持肯定态度。

我自己读了很多中国古代名著后,觉得文化不能简单地分高级或低级、先进或落后。文化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类型,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生活,文化是他们在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运用先进或者落后去评判。只要是认真读书的话,都应该有这样一种觉悟。

记者:改革开放后哲学系在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面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楼老师:在课程设置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哲学嘛,基本上还是马列、中哲、西哲、美学、伦理、逻辑、科学哲学这几个方面,现在主要是加了宗教专业。过去虽然也有宗教方面的内容,但不是专门课程,只是讲到中国哲学的时候带一点中国的佛教,讲到西方哲学的时候带一点西方的基督教。现在单独设立了宗教专业,不仅有专门的课程,而且还有两个属于宗教专业的教研室,一个是佛道教教研室,一个宗教学原理教研室,包括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样一来,五大宗教在教学和研究中就都涵盖了。

还有一个变化是现在增加了哲学原典的教学内容,就更偏重于学术研究了。

记者:能介绍一下您开设的原典课程的教学情况吗?

楼老师:最初开设的是“史料学”,就是介绍原典。后来我又主讲了两门课,一个是“名著概论”,一个是“原典选读”。就中国哲学来讲,“名著概论”主要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我做了一个归纳,提出了“三玄”、“四书”、“五经”的系统。我觉得这个系统是带有根源性的,以后的很多著作都是围绕这个系统展开的,将这几部经典作为理论的依据。“三玄”就是《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中国的文化传承有个特点,就是通过注经、释经的方法来阐述思想。比如中国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借助这些经典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其他有名的学者也都是这样。我围绕各种经注来介绍历代的经典,诸如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郭象的《庄子注》,这就是名著概论。

“原典选读”课,我选的主要是《老子》、《论语》、《孟子》,也选读过《荀子》和《韩非子》的篇章。具体读法是让学生先预习,然后分段,你分这一段他分那一段,课堂上先让学生来讲,老师再来补充和纠正。后来我又开了佛学、宗教方面的课,所以一些佛典也列作选读的对象,比如《金刚经》、《维摩诘经》、《坛经》等。

记者:您认为古代学者解经的时候大多是本着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试图还原作者的本意,还是发挥自己的思想呢?

楼老师:这个很难说,两种情况都有。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就是经典为我服务,借助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我注六经”就比较强调站在客观的立场,尽量地在注解上符合原意。过去也有考据学和义理学之分,“考据学”更注重对名词概念、文物典章制度作说明;“义理学”则倾向于剖析句子的含义,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那当然就是为“我”服务的。有的学者是顺着原著的意思来发挥,有的学者的注解甚至恰好与原意相对。比如《庄子》里面有一句话,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公认的结论是“无以人灭天”,不要以人为的东西去限制动物的天然本性。郭象在《庄子注》中却说,“落马首、穿牛鼻”并没有违背牛马的本性,因为你不能去“落牛首、穿马鼻”。所以,人为的东西不一定违背了本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必须顺从于本性才可行。

记者:就教学来讲,名著虽然被归类了,但是仍然比较繁多。您是本着什么原则去选择教学内容的?

楼老师:我比较主张选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原典,通过这些原典可以激发学生对其它类似原典的兴趣,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因此,我常常会选一些不同类型的著作,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阅读。这其中既包括纯技术方面的,比如释疑、查阅工具书、参考其他学者的注释;还包括理解技巧上的,比如怎么分析问题,怎么进行文章前后的比较等等。我着重的是通过读原典来培养能力,而不是单纯地落实到某篇文章或某个段落。我始终主张研究问题一定要从原典入手,培养原典阅读的能力是最根本的。别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别人消化过的东西,也是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记者: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您的课程有什么特点?

楼老师:我觉得不能完全把中国传统文化变为书斋里的东西,而是能够让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起作用,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我讲中国哲学专题或中国佛教专题这门课程有十多年了,授课都是传统书院式的,每个礼拜一次,十几个人,我自己的研究生以及少量的进修或访问学者,大家一起探讨。书院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学生提问、教师解惑,问什么讲什么,不是事先设好一个主题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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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1. Laprise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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