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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人文教育—温儒敏教授答纽约大学学生访谈

guo  2008.03.29   经验与探索   1条评论 总浏览数:4,638

 按:2005年8月14日上午,在深圳明华会议中心,前来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大会的美国纽约大学博士生代表团(由张旭东教授带领)部分成员,包括蒋晖(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候选人)、何翔(比较文学系博士生)、Philip Kaffen(东亚系博士生)、刘卓(东亚系博士生),等等,曾就大学的文学教育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人文教育等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其中论及目前中文学科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现状,对其他人文学科和大学的改革也可能有启发。

问: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如何开展文学教育的?

温:一般印象北大中文系就是搞文学的,其实除了文学,还有语言和古典文献两个专业。过去本科专业分工很专,学生一进入大学就分专业,喜欢文学的比较多,古文献就很少有人愿意报名来学。本科主要是基础教育,专业分得太细会限制视野,不利于打好基础。因此这几年有意淡化专业,一、二年级都要上共同的基础性课程,包括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语言学概论、文化典籍选读,等等,所有中文系学生都必修。文学教育不能只是学习文学方面课程,一开始还是要拓宽一些,所以语言类和古典文献课程,包括版本、目录、训诂之类基础性、工具性课程,也要有所接触。以前文学史、概论之类课程占的比重大,这些年有所减少,突出作家作品,突出原典阅读。系里每年都有老师开一些经典导读的课,比如《左传》、《论语》、《孟子》等等,一学期就读一、两种,可以磨磨性子,把书读透,让学生多少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如果认真读懂一两种古代典籍,古汉语也就基本过关了。这种改革其实是适度恢复老北大文科的教学方法。老北大中文系学生读书是比较多的,他们的基本功也在这里,不像现在,许多学生毕业了,也没有读过多少书,顶多是读过一些节选、梗概之类的书和时兴的理论。

问:就文学教育而言,您觉得目前中文系教学中存在哪些问题?

温:比较突出的是理论和史讲得多,上文学课实际上是跟着文学史读作品,容易造成观念先行,难得培养起文学感觉和想象力,压抑了创造性思维。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操作性”比较强,写起文章来理论一套一套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多,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独特的感觉与个性。有些学生刚上大学时还挺有灵气,有悟性,可是训练了几年下来,似乎占有了一些理论,但文学的想象力和悟性反而减少了,离文学也远了。如果要问,中文系出去的学生和哲学、历史或其他文科院系学生相比,有什么特色?应当就是“文气”,对文字的感觉较好,审美的能力较高,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理论眼光和分析能力。过去受“苏联模式”影响,教学上偏于以论带史,文学史、概论一类课程很重;这些年又受美国影响,学生非常热衷于“热门”理论的介入,重视的是理论生产的操作性,没有多少精力去读原著。这又是另一偏向。

问:对此你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效果如何?

温:我们这几年注意到上述偏向,调整了一些课程,适当减少概论、文学史的课时,增加专书选读之类课程,即使讲文学史,也强调作家作品阅读。我们希望尽量通过一种文学(文化)的熏陶浸染,来提高学生的文字能力和审美能力,这是文学教育的最重要途径。注重基础训练打好底子,读的多是经典的文本,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能力加强了,他们以后再接触诸如文化研究、“阅读”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等“大文本”,也就比较顺理成章。

问:理论与阅读积累问题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处理好的。

温:的确有难度。强调原典阅读训练并不意味着放弃理论,要写出有份量有创新的文章,还是离不开理论训练的。在高年级和研究生、博士生阶段,我们偏重理论培养,开出各种各样研究型理论性的课;但本科阶段,强调读原典读作品可能更加重要。本科生一般不太愿意沉下心来读原典,他们和原典有距离,倒是很喜欢马上能“操练”各种新鲜的理论“把式”,对现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读解剖析。文化研究一类课程对他们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原典导读课。但我们认为基本训练还是不能“一步到位”,所以并不主张把那些比较时兴的理论课都列为主课。这些课最好还是放到研究生阶段去学。


张旭东:我插几句。我曾经任职的Rutgers University有一个很大、很强的英文系,在传统英美文学研究和前沿理论、文化研究方面都很活跃。我参加过他们一个长达一年的教授讨论小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美国文学教育的重新定位。Rutgers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叫advanced literacy,翻译过来应该叫“高级读识”。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英文系(相当于我们的中文系)并不只是教教文学史、读读作品,培养几个文学研究的专门家就完事了,而是要以训练和提高学生高层次的、全面的阅读和分析能力为己任。当代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在文学和文化研究内部,新现象、新问题、新学科、新的流行话语和学科话语层出不穷,在文学研究的所谓“外部关系”上,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宗教、种族和性别问题等缠绕在一起。对此,很多学者,更不要说一般的公众,其实是缺乏阅读能力,甚至可以说是“不识字”的。我们朋友间有时候开玩笑会说某某是“电脑盲”、“外语盲”、对流行文化或经济学基本问题一窍不通,“毫无感觉”,就是说这些人在某些方面其实是“文盲”。这个阅读能力是广义上的,不光是怎么读文学作品,还要阅读当代社会的各种符号体系,比如影像、广告、城市空间、社会组织系统,意识形态编码等等。也就是说,这种“高级读识”是培养学生对社会运作的各种形式,大的小的,抽象的或具体的,都要有特别的感受能力和分析能力,知道怎么透过表象去理解本质。这种阅读能力是现代人才素质的基本条件,而文学阅读和文学作品分析则是培养和提高这种综合能力,是把这种知识和能力系统化、理论化的最基本的模式。
古代中国人认为会读诗书的人也大致具备治人或管理社会的能力,这种人文教育的理念放在今天看并不落后,只是要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种种复杂性和更高的技术要求结合起来。单纯地强调现代专业技术教育,或单纯地固守古典人文传统,都无法应付我们目前面对的局面。美国的英文系和中国的中文系都是“国文系”,又都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超出了传统国文系的格局,不得不面对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力量思考和发言。问:能否谈谈北大中文系的教育和研究在目前中国的人文教育中的位置、现在的处境以及它所承担的功能?

温:北大在中国的位置都很特殊,也很重要,特别是中文系,在北大文科中被称为“老大哥”,在全国文科中的影响也很大。这当然也是历史上形成的位置,现在即使已经不再是“文史中心”的时代,但“瘦死骆驼比马大”,架子还在,影响还是很大。何况中学的基础教育都有“语文”这门主课,而北大中文系被认为是语文教育的“制高点”,也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心里清楚,北大中文系尽管在全国中文学科领域还出于整体领先地位,但和老北大中文系比,甚至和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集合了全国的一批著名学者)相比,现在都大不如前了。不过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有时也难于比较。现在北大的生源仍然居全国文理科之冠,每年高考大部分省市“状元”都会报考北大,但主要是到热门的应用性院系,如经济、法律等等,第一志愿报考文史哲的很少了。这就是“边缘化”了。在人文学科“低迷”状况中,北大中文系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第一志愿报考中文系的还是不少。现在北大搞所谓“元培班”,大学生一年级不分专业,跨系任意选课。学生听了一年课后,被中文系的魅力吸引,要求进入中文系的也不少。每年都有一些特别喜欢文学的学生从其他院系转来中文系。可能因为中文系对全校的教学有辐射性影响。我们的老师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通选课,就很受欢迎。中文系对于一个大学文化氛围的形成,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中文系的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覆盖性很广,不止是文学、语言、文献,也包括哲学、思想、历史、文化,不但关注古代,也渗透到当代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批判性,对社会现实的文化现象发言。中文系教师思想比较活跃。张旭东老师讲的美国的文学系办学经验有些值得我们借鉴。中文系也要参与社会精神生活,如果说大学是“思想库”,我想中文系肯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问:看来中国的大学中文系和欧美大学的国文系(比如英文系)还是很不一样。您能否谈谈中国大学中文学科的教学结构?

温:欧美有单独的语言学系,我们则是语言和文学(还有文献)合成一个教学院系。语言、文学不分,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学科格局,也是我们中文教育的一个特色。全国中文系都是语言文学合一,从教学考虑,这样也有好处。但这些年来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有要“分家”的趋势。原因是语言研究在不断往自然科学方面靠拢,人文的成分越来越少,方法也接近注重定量和实验的理科。我们系有一个“语言实验室”,另外还新建立了招收理科生为主的“中文信息处理专业”,也就是面向计算机的专业,他们做的题目、上的课程大部分都是理科的。因为语言专业偏重应用,这些年发展很快,学生毕业后很容易找到工作。这是一大变化。在五年、十年前,汉语专业学生出路比较窄,毕业后找工作还往往要打着文学专业的招牌。现在许多热门行业,如中文信息处理,都乐于要语言专业毕业生。这些原因使得中文系的语言和文学越来越分家了。不久前许多语言学专家开会,就极力主张把语言专业独立出去,另外成立一个语言学系。但我考虑较多是如何培养人才,认为把语言和文学分开,并不利于教学,因为语言和文学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这两者还是不分为好。起码教学单位目前还是应当维持原状。至于科研单位,那另当别论,学者的研究往不同学科领域发展那都是可以的,但也不一定要把学科界线搞得壁垒森严。

问:面对目前中国教育改革大的趋势,象北大中文系这样比较传统的院系,有什么新的举措?

温:这些年来,全国的本科生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花样”挺多,但北大中文系有些“我行我素”,基本的教学格局不变,还是强调打基础,强调教学为本,特别是要抓好本科教学。许多别的大学的老师当上了教授,就主要带研究生,很少教本科的课了。但在北大中文系,本科低年级的基础课是要求资深的教授来上的,这是多少年的传统了。比如我就每隔一年都要上一轮本科的现代文学基础课。现在忽视本科教学的现象在全国都比较普遍,扩招后,更是顾不上怎样抓本科教学质量了,大家的精力都放在科研呀、申报博士点和项目呀上面。最近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由于国家一直在倡导建立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所以出现了很多“跟风”。有些大学干脆将原有的教研室改为研究所,以促进研究,教学本身倒成了“附带”的,被忽视了。我们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北大中文系还是比较重视基础性的本科教学。当然,就研究生博士生培养以及学术研究来说,北大中文系也有很大发展,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 “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语文教育研究所”、“诗歌中心”,还有最近成立的“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等等,都是以中文系作为平台,汇集了一批有实力的学者,在做一些有学术含量或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这些研究对于中文系的教学也起到促进作用。

问:这些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在全球化背景下,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您觉得人文学者应当如何面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动中应当发挥怎样的功能?

温:前面谈的较多的是教学和科研。其实,中文系所承担的功能不止这两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是逐渐减弱了。一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在体制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与定位,或者是满足于表达出批判立场,至于这种批判的实际后果如何,有没有“可操作性”,是否脱离实际,那是不管的,而且富于建设性的批判较少。这样的批判“说了也白说”,往往如一箭之入大海,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些人就自我解嘲说起到“观照”作用了,似乎“使命”也就完成了。另外,我们有些人文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不高,他们的学术理想和生活追求可能是分裂的。比如最近的郑家栋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从精神层面说,今天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异常艰难的时刻,表面上思想自由多了,多元化了,但也被相对主义搅乱了基本的信仰与标准。我很怀疑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否可最终为我们现代社会提供一个有力的信仰系统。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抱负太大,总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实际的情况恰恰是我们对于现状很无奈。如果知识分子太不了解社会,和社会脱节,他们充其量也就只是在报刊传媒上发表某些批评,很难有什么切实的建设性的意见能真正为社会接受。

张旭东:您主持北大中文系工作这些年,提出“守正创新”的观点作为教学和研究的基调,我觉得很有意思,能不能就此再多说几句?

温:我的这个观点容易被误解。有些人期待中文系承担起挽救国学,改变人文失落的情况,这是做不到的。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诸于积极的建设。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社会,并且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来研究。我们应该看到,市场化的潮流对学术研究的伤害是很大的,甚至在文革中也未见得被抛弃的某些底线,现在有的也被突破了。期望通过职业化训练来促进学术繁荣、培养真正的有作为的学者似乎很难。当然,提出“守正创新”,也是针对现在那种浮躁的学风。北大有许多好的传统需要守成,不要动不动就改变它,也不要急于创新,天天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现在北大也有浮躁心态,有些干部想“出新”较多,而考虑好的传统的“坚守”不够。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影响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生活主要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广义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另一个则是距离我们很近的近百年来的“小传统”,这个“小传统”的影响一直弥漫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应当重视。我们需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传统,必须也同时意识到传统中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转化了的,它的巅峰时刻已经过去了。

问:当前国内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哪些热点问题?

温:当前现代文学的研究主要向城市研究、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三个方向拓展。这一类跨学科的研究很热,很容易写出很漂亮的文章,但是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一是在跨学科研究中专业训练的缺乏,比如现代文学专业的人对于社会学专业的方法的生疏。目前学科分类的细密和专业的区分,很难有研究者做到真正的贯通,因此跨学科研究往往无法落到实处。即使是在文学研究内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就各自有自己的规则,彼此很难发生大的影响。问题最大的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目前还不算成熟。中国的电影到今年是100年,但是电影的研究,特别是电影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来说还很薄弱。第二,如何保持文学研究自身的优势,同时又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点?我还是赞同跨学科交流和对话的必要性。学术生产需要有一定的量,有一个在各自专注和彼此交流中发展的过程。比如说,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是否可以由“比较文学”的老师来讲授、而不是完全请外语系的老师来讲?比如语言学的各个专业分的很细,是否可以打通?都可以尝试。 

问:就最近几年来比较热的都市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的研究,那么如何在研究中来保持着文学研究的独立性?

温:跨学科的研究是由多个学科共同支撑完成的,而它的研究对象也不再仅仅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文本阅读。由于相关的学科训练没能跟的上,也导致很多博士论文在处理的这类跨学科的问题是遇到了很大的风险,即题目看起来很有趣也很有价值,但是操作起来可行性比较差。对此北大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比如说对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可能还在起步阶段,并不能真正得到“承认”,但也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现在乱套理论、观点加例子的文章也不少。还有一种常见的文化研究就是简单地抓住某种“象征性”的事物,加于过渡阐释,衍生为某种趋向。这和基于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就很不一样,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是讲求数据调查和量化分析的。其实,那种把文学(文化)现象、精神现象用理论剖析的非常清晰、非常痛快的文章,不见得就是实事求是的好文章,重要的是不断的深入到问题本身,不要急于简单的套用理论解决问题,哪怕是只把问题本身提出来也可以是很有价值的。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其设置可能不够清晰,但我觉得它的跨学科性和边缘性本身就为突破旧有学术规范提供体制可能性。比如一些搞古典文学的,如果想借鉴新的观念和方法,或许愿意在比较文学系而不是古典文学系工作。所以我是很支持比较文学研究的。

问:北京大学中文系总体上要代表中文世界的文学研究的水准。但如果只是在具体的细化的研究领域拔头筹,是否也能够同时在相应的历史时代中在思想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么文学研究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

温:你说的这个目标是我们正在努力做到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自然生成的。眼前能够做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即是构筑一个开放的平台,促进思想的真正交流,从而会影响到学生、学者。有两类的学者,一类是本专业的学识很好,能够对学科自身的研究发展产生推进的,这当然很好;第二类是在本学科的基础上,能够有更开阔的视野,并产生思想上的影响。现在能够具有专业功底,又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学者越来越少了,而越来越多的是浮躁的学风,和职业式的阅读和研究。以前发文章是自己有观点要表达,现在要考虑到发表的数量要求,考虑到“行外”(比如管理机构)的评价。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是很难有超越的。现在北大的青年教师很苦,来自各方面的要求,比如教学任务、职称以及“市场竞争”等压力,形成了某个合力束缚着他们,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如果不能为他们这一代学者维持一种比较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那所谓思想上的贡献是很难实现的。

问:除了作为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您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作为研究生的导师,您是如何培养博士生,指导他们做研究?

温:我主张研究生不一定要照老师的路子走,我指导的博士生做的题目是各式各样的,如文体研究、批评理论、思潮、文学传播与接受、传统与现代,乃至中学的文学教育,等等,都有选作,而且大致都能发掘他们的兴趣和优势。作为导师应该注意激发学生多方面的兴趣,打好基础,点拨学生朝最能发挥他们潜力的路数发展。博士生集中学习四、五年,当然最终要写出论文,但我更看重的是养成读书、思考与写作的良好的习惯,初步形成治学的格局。博士生的培养也应该更自由一些,不一定要求每个人未来都要从事学术,还是看个人的志向和能力。有的博士生受自己导师的管束很多,或者就是跟着老师做课题,当“劳动力”,这样对学生的发展并没有好处。

(纽约大学博士生访问团根据记录整理,经过温儒敏教授审阅修改)

1条评论

  1. Viviana 说道:

    Extremely helupfl article, please write more.